红军军用粮票的价值评估

时间:2018-10-25 来源:龙岩电视台

(洪荣昌/撰稿) 中国工农红军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在苏区群众的支持下不断发展壮大。全盛时期仅中央苏区主力红军就达10万人以上。在红军不断发展壮大的同时,粮食供给成为苏区政府需要解决的最大问题。为解决红军粮食供给,从19333月开始,苏区曾经发行过多种多样的红军军用粮票。归纳起来有九大类别:一是红军临时借谷证,有501005001000四种面额;二是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粮食人民委员部米票,有8两、9两、10两、11两、1斤、12两、14两、16两、510两、64两共十种面额;三是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临时借谷证,有10斤和20斤两种;四是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借谷票,有50斤和100斤两种;五是不确定数量的群众借谷三联收据;六是中央军区供给部油票,有5斤和20斤两种;七是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湘赣省收买谷子期票;八是节省三升米支援红军三联收据;九是其他临时粮食借据,等等。

中国工农红军军用粮票不仅开创了中国粮票发行历史的先河,而且还蕴含极其深厚的多种价值,留给中华民族取之不竭用之不尽的精神财富,成为我们永保红色江山的传家之宝。

红军军用粮票的文化价值

红军军用粮票产生、使用和流传,所传播的是一种信念坚定、求真务实、艰苦奋斗、无私奉献的文化,是一种正能量的文化。这种正能量的文化,在战争年代曾经激励一批又一批人抛头颅、洒热血,为中国革命的胜利英勇奋战、舍生忘死、前仆后继。就像东北大地上的红高粱,红润、洒脱、朝气蓬勃,给人以信心、力量和阳光;就像寒冬里熊熊燃烧的一把火,燃烧自己,温暖别人;当你来到苏区的时候,火热的激情、高尚的情操会时时感化着你,使你充满向上的力量,使你对生活和未来充满了无限的憧憬和希望……。在新中国成立后的和平年代,苏区文化曾经激励一代又一代人不怕苦、不怕累,为实现中华民族繁荣富强之梦废寝忘食、呕心沥血、勇攀高峰。这种正能量文化的价值,是不能用金钱来衡量的,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群众,在长期革命战争中形成的,中华民族独有的无价之宝。

这种无价之宝文化的主要特征体现在:

第一、信念坚定。理想与信念很重要,因为它是产生巨大精神力量的源泉。从红军粮票的发行过程,可以知道,只要是在苏区,不管中国共产党党员、红军战士还是一般的普通老百姓,都有一个坚定的信念,那就是中国革命必然胜利,因而在革命的征途上无论有多么巨大的牺牲,都前仆后继,义无反顾。从红军一次次减少食粮供给标准,到群众一而再,再而三地借粮支援红军,广大红军将士和苏区革命人民一心想的就是消灭国民党反动派,建立自己的红色政权,让广大人民群众都得到翻身解放。在这种坚定信念的支撑下,苏区群众在借粮时,心里想的是:不管苏维埃政府或者红军部队什么时候还,甚至有没有还,只要家里有谷子二话不说就给。193462日,长征前夕,正是青黄不接之时,中共中央和中央人民委员会要求紧急动员24万担粮食支援红军,分配给江西省125000担,粤赣省9000担,赣南动员区25800担,中央直属的瑞金、西江、长胜、太雷437700担。截至7月底,兴国超额完成任务1倍以上,瑞金、于都、博生、胜利、太雷、石城、西江、长胜、会昌、赣县、杨殷等县,都超额完成了任务,福建的长汀、汀东、兆征等县完成借谷任务67716担,比原计划超额8700多担,保证了红军的粮食供给。瑞金全县仅有24万人,在中央苏区5年零8个月的时间里,不仅向红军部队先后输送了11万人,还支援红军谷子25万担。下肖区杨荣显老人8个儿子,最大的46岁,最小的15岁,分三批送去参加红军,先后在战斗中壮烈牺牲。1934年秋天的弥留之际,毛主席亲自去看望老人。

笔者曾经收到一张中国工农红军三十四师使用的黑色壹百斤红军临时借谷证。这个三十四师,就是电视剧《绝命后卫师》的那个师。目睹这张承载了一段惨烈历史的文物原件,让人思绪万千。

红三十四师主要由闽西子弟兵组成,师长陈树湘、政治委员程翠林,下辖第一OO、第一O一、第一0二团全师共6000余人。19341129日下午15时,红三十四师奉中革军委电令在枫树脚阻击桂军,为了牵制敌人,掩护主力红军渡过湘江,三十四师孤军深入,与超过自己十数倍的敌人英勇奋战,最后在敌军的团团包围之下,全军覆灭。师长陈树湘在战斗中腹部负重伤,肠子都流了出来。为不当俘虏,他命令警卫员补上一枪。警卫员不愿意,流着眼泪为师长包扎好伤口,抬着他且战且走。最终由于寡不敌众而被捕,在敌人用担架抬着陈树湘去邀功请赏的路上,这位英勇的红军师长乘敌不备猛地撕开绷带,用尽最后气力把肠子扯断,壮烈牺牲,年仅29岁。

最后,除了一00团团长韩伟与几个战友跳崖幸存外,6000闽西将士全部阵亡。湘江战役一仗,50000红军战士的鲜血染红湘江,尸体满山遍野,惨不忍睹,致使当地流传:“三年不饮湘江水,十年不食湘江鱼”。

这就是信念的力量在支撑着他们不怕牺牲、勇往直前,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留尽最后一滴血!

第二、求真务实。不要小看红军军用粮票的发行,它虽然是历史开创性的工作,第一次发行,没有现成的经验可以借鉴,又处于那个动荡不定的战争年代。但对于粮票的管理监督是非常严格的,体现了对政府与群众高度负责的态度,如对据谷证的记账要求,对借谷票的发放方式,甚至对票据如何填写,都有明确的规定,有的还直接就印刷在票据之中,公开透明让大家都知道。

为了加强对粮票发行的管理,在193331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发出第20号训令中,第七条规定:各级政府收到中央财政部的借谷票后,要另立借谷账簿,将所收群众的谷子数,发出给群众的谷子票数,发出给各机关的谷子数,出卖的谷子价与数,逐项记账,以便清算,其出卖得款缴交支部[]的部分,支库对于此款,要另立一款,名为“群众借谷款”,不得混在特别收入或红军公谷款内。                          

193483日,中央粮食人民委员部发出的《粮食的记账转账方法》第17号通知中,对借谷票据的使用和管理作了详细的规定:借谷票由中央粮食部征收保管局发行。各县粮食部收到借谷票后,即应对清数目,按各区需要分发到区粮食部,然后由区粮食部发到乡的粮食收集委员会。各级粮食部收到上级发来的借谷票时,须另立账簿,记上级来数,给上级一个收据。分发到下级则记下级的去账,取得下级的收据为凭。

1934830日,中革军委与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粮食部发出关于确实执行领谷必须依正式手续的规定的联合命令中。对各地出现的错误做法给以纠正,规定:各级仓库或运输站,亦必须严格执行中革军委第十九号命令,如没有中粮部的支付命令、借谷证、米票、各级仓库发谷凭单,或部队正式盖公私章的领谷收据,绝对不能支发谷子。……如红军人员不遵照以上正式手续强迫支取时,可将其队员姓名记下或报告其首长或直报中革军委,以便于应有的处罚。

第三、艰苦奋斗。由于中央苏区的财政是在激烈的战争环境里和困难的经济条件下建立起来的,所以为使有限的经费保能够证前方的需要,在财政政策上贯彻节省方针,一直是党和苏维埃政府十分重视的问题。我们所看到的“每人节省三升米捐助红军三联收据”,只是苏区节省运动的一个缩影。这些粮食票据虽然貌不惊人,所记载的节省数量也不是特别多,但它所体现的却是一种艰苦奋斗的先进文化。

苏区的节省运动很早就开始,江西苏维埃政府早在193011月就曾经发出通告,号召节省伙食费和办公费,支援革命战争。1931年底,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成立不久,人民委员会就发布第3号通令,号召各级政府务须立即开展节俭运动,帮助红军发展革命战争,要求所有地方政府的预算支出、杂费等,必须尽量减少,不必要的工作人员须一律裁减,甚至一张纸、一支笔都不得浪费,以免多耗经费。

193310月,第五次反“围剿”战争开始之后,为了使节省运动“成为有组织有计划的群众运动,以更实际地帮助革命战争”,中央政府机关于1120日成立了节省委员会。随后,各级政府和各团体机关相继也成立了节省委员会,加强了对节省运动的组织领导。122日,中央政府机关报《红色中华》向全苏区广大群众发出了“实践六项节省规约”的号召,六项节省规约是:(一)每天节省一个铜板;(二)不进馆子,不吃零食;(三)节省办公费百分之三十;(四)普遍建立节省箱;(五)每个伙食单位建立一个菜园;(六)开展反浪费反官僚主义的斗争。

1934419日,时任中央政府人民委员会主席的张闻天签发了《为节省运动的指示信》,指出:“为了战争的全部胜利,为了苏维埃的利益,继续开展节省运动,是各级政府机关及后方军事机关的当前最紧急的中心任务之一”。

19346月中共中央委员会、中央政府人民委员会为紧急动员24万担粮食供给红军致各级党部及苏维埃的信,第一条规定:真正开展群众的节省三升米的运动,从节省中得到75000担谷子。并且规定这一节省粮食运动必须于710日前完成。各级党部及苏维埃应该把粮食的动员,作为自己重要的工作,经过各级粮食部用力来领导这一运动。

苏区群众性的节省运动,由于干部以身作则、吃苦在前、带头节省,依靠和发动群众军政、军民共同节省,以及把节省运动与反贪污反浪费结合起来,把节省运动与统一财政、裁减工作人员和发展生产结合起来,为解决苏区的财政困难创造了经验。这种艰苦奋斗,勤俭节约的精神,对于今天我们建设节约型社会,实现中华民族繁荣富强之梦,仍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

第四、无私奉献。自从来了共产党和共产党领导的工农红军,苏区群众打土豪分田地,翻身解放当家做主。他们深知只有跟着共产党,支援红军,才能推翻国民党的反动统治。苏区群众的命运与中国共产党和中国工农红军是联系在一起的。所以,当他们为支援红军而借谷时,不管这些粮食票据是多么简单粗糙,有些甚至只是写一张便条,都没有怀疑之心,他们相信共产党,相信红军部队。在开展节省运动中,尤其是1934年以后,苏区群众急红军之所急,勒紧裤带,咬紧牙关,义无反顾地一次次从自己的谷仓把谷取出来,送往前线供给作战的红军部队。他们中许多人甚至不要借谷票,或者事后主动把借谷票又还给苏维埃政府了。翻开当年的《红色中华》报,一条条自动退还谷票,退还公债票的报道历历在目。所以,这种红军军用粮票,不仅仅是简单的“获取粮食的权益凭证”,而是苏区群众与中国工农红军一种鱼水之情的传情纽带。红军战士为保卫苏维埃红色政权抛头颅、洒热血;苏区群众为支援红军想方设法、尽其所有,共同高唱着一首为中国革命无私奉献的昂扬之歌。

老红军张爱萍将军对这段苏区生活的历史非常有感触,晚年他在与儿子张胜的一次对话中谈到苏区这段历史时说:中央苏区给他的第一印象是,他过去在共产主义小册子里读到的理想社会,现在就在脚下!中央苏区是按照马克思列宁主义原理建立起来的工农政权,是依据中国革命战争的特点和需要创建的红色根据地。中央苏区没有剥削,没有压迫;人民群众中,处处洋溢着当家做主人的自豪与骄傲。在党内没有等级观念,上级与下级、政府与老百姓、人民与军队之间,充满了同志式的平等和友爱。中央苏区的生活方式是军事共产主义战时供给制,没有私有财产;有恋人、有夫妻,但没有家产。在这里,军队和各级政权的领导人,是一群满怀革命理想和抱负的青年,他们充满了为理想而牺牲的激情。尽管,中央苏区的一切还带有新事物初创时的幼稚、简单,甚至概念化的特征,但它毕竟体现了人类大同理想的雏形,毕竟显现了人类追求平等、自由和公正的理想光辉。

红军军用粮票就是这样体现一种无私奉献的文化!

红军军用粮票的艺术价值

红军军用粮票是有其独特艺术价值的,这主要体现在:

一、主题鲜明。恰如其分地说,红军军用粮票不仅仅是“获取粮食的权益凭证”这一种功能,它还有另外一种重要的功能,那就是宣传单的功能。粮票的设计者们把粮票与宣传单两者结合起来,不仅使它具有获取粮食的作用,又有宣传群众鼓动群众的作用。在不少的粮票品种中,都有一个鲜明的主题画,即由铁锤与镰刀交叉组成的中国共产党党徽。19333月发行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临时借谷证有;八两、九两、一斤四两、一斤六两、五斤十两、六斤四两、江西省、公万县、中央政府西北办事处的米票也有。突出以中国共产党为领导核心,彰显中国共产党中流砥柱的作用,鼓励苏区群众坚定不移地跟着共产党翻身闹革命,把党的光辉形象永远树立在人们的心中。苏区是那么地艰苦,共产党员带头艰苦奋斗、不怕困难的事迹鼓舞着群众;战争是那么地危险,共产党员带头冲锋陷阵,死而后己的精神教育着群众。苏区群众在耳闻目睹中亲身体会到,没有共产党就没有革命战争的胜利,就没有穷人的翻身解放。他们对共产党、对红军的热爱是出自内心的,真诚的。

突出中国共产党领导核心的主题艺术,不但使粮票显得正气盎然,呈现勃勃生机的苏区风貌,而且符合土地革命战争的时代特征,符合苏区人民群众的共同愿望。这种设计的艺术风格为以后革命根据地,乃至新中国成立以后有关票证的设计提供了经验。

二、简单质朴。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社会动荡,主要矛盾是对敌斗争,处于极简的生活方式。设计者与印刷机关顺应历史潮流,无暇顾及粮票设计与印刷的精美程度,只注重突出实用性。所以在图案的设计、油墨使用,多数以线条、文字组合,黑色油印盖红色印章,显得简单朴实。这种简单朴实带着历史烙印的红军军用粮票,没有红红绿绿的图案,既美观又落落大方,给人以一种质朴无华的美感。

其实,简单艺术的生命力是很强的。人类对美的追求一般都有一个由简到繁的过程,但繁到登峰造极的时候又回到初始状态。简单质朴在无数次的轮回中永远立于不败之地。20141016日,人民日报还发表文章,推荐极简主义生活方式。倡导欲望极简、精神极简、物质极简。人们在经历过五颜六色,花花世界的现代都市生活之后,又开始向往安静舒适的田园风光,返璞归真正在成为一种时尚。从这种角度去欣赏红军军用粮票的设计艺术,更会感觉到它简单艺术魅力的伟大。

三、浩然正气。红军军用粮票体现一种团结群众、宣传群众、鼓舞士气的生机勃勃的朝阳之气,一种正能量的艺术风范。像红军临时借谷证上部设计,两边各一个留白的五角星,就像红军战士两只瞪大了的眼睛,随时准备消灭来犯之敌。50斤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借谷票的设计,中间一个长方形群众挑谷支援红军的会意图案,反映着苏区群众争先恐后支援红军的热烈场景。100斤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借谷票中间半圆形红军战士冲锋行进图,鼓舞着红军战士不怕牺牲、前仆后继。每人节省三升米捐助红军三联收据,直接表达了苏区群众全心全意支持红军,支援革命战争的愿望与决心。这些浩然正气的艺术设计在红军军用粮票上表现出来,对于经过被剥削被压迫的群众,对于经过战争洗礼,目睹国民党反动军队大肆屠杀劳苦大众的红军战士,无疑具有极大的宣传感染力和启迪作用。

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201615日到第十三集团军视察,看到长征中红军战士周国才过草地时保留下来的半截皮带,深有感触地说:“这就是信仰的力量,就是‘铁心跟党走’的生动写照。”

19367月,红四方面军三十一军九十三师二七四团八连(第十三集团军某红军团四连的前身)战士周国才跟随部队穿越草地北上,进入草地不久后他们就断粮了,他和6位战友只好煮皮带充饥。最后轮到吃周国才的皮带时,看着心爱的皮带被细细地切成一小段一小段的皮带丝,漂在稀溜溜的汤水里,周国才禁不住流下了眼泪。当皮带第一个眼儿前面那一截被吃完后,他实在忍不住了,哭着恳求战友说:“我不吃了,同志们,我们把它留着作个纪念吧,我们带着它去见毛主席。”这样,怀着对革命胜利的憧憬,大家忍饥挨饿,将这吃剩的半截皮带保留了下来。在随后的长征途中,周国才的6位战友相继牺牲,只有他随红四方面军胜利抵达延安。为了缅怀牺牲的战友,他用铁筷子在皮带背面烫上了“长征记”3个字,并用红绸子包裹起来。1975年,周国才将这条珍藏了几十年的半截皮带捐赠给国家。

习近平在视察中特意叮嘱要发掘好、运用好部队中的红色资源,丰富“红色基因代代传”工程内涵,加强党史军史和光荣传统教育,确保官兵永远听党话、跟党走。

红军军用粮票也是体现坚定不移,“铁心跟党走”信仰的力量,也是我们必须代代相传的红色基因。

红军军用粮票的历史价值

19333月发行第一张粮票——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临时借谷证,比1955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发行第一套全国粮票,足足早了22年。我们许多粮票收藏爱好者并不知道这段光辉的历史,不了解最初的粮票是在什么历史背景下制作的,在发行过程中有多少鲜为人知的故事,它又具有什么历史价值。

第一、红军军用粮票开创了粮票发行的历史。红军军用粮票非常简单质朴,简单到使不少收藏者认为很容易仿造。其实,正如毛泽东主席在《七律·和柳亚子先生》诗里说的:“莫道昆明湖水浅,观鱼胜过富春江”。简单之中有非常多不简单之事。纵观这些质朴的红军军用粮票,它比现代花花绿绿的各色粮食票证,更有浓烈的历史韵味,更能让人赏心悦目。看之精神振奋,想之感慨万千。诸如第一张粮票,第一张冠“红军”名称的粮票,第一张石印版粮票,第一张政府米票,第一张政府期票等等冠名称号,这都是实实在在中国粮票历史上树立的一块块里程碑,活生生第一次书写中国粮票的历史。这些前无古人的创举,唯有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苏维埃政府,中国工农红军才能做到。苏区的干部和群众与自己的子弟兵,发挥自己的聪明才智,敢为天下先,为历史留下了光辉的一页。这也印证了毛泽东主席说的,历史是人民创造的。

第二、红军军用粮票的管理为以后发行粮票提供了经验。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粮票如何设计,如何发行,如何兑换,如何结算,如何加强管理,都是一个前无古人的全新问题。苏区政府,尤其是粮食管理部门,发挥设计人员、工作人员、红军官兵的聪明才智,结合苏区的实际情况,开辟了一套粮票发行、使用与管理的新路子,创造了行之有效的好办法,为以后抗日革命根据地,解放区乃至新中国成立后的粮票发行管理提供了经验。

关于粮票发行与管理工作,陈潭秋同志作出过巨大的贡献。19342月,在中华苏维埃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上,陈潭秋同志受命于危难之际,被任命为中央粮食部部长。他一上任,首先进行的是在全中央苏区范围内深入开展节约运动,并且以身作则,身体力行,立竿见影。他一方面在1934416日《红色中华》上发表了《把节省运动开展到群众中去》的社论,要求每个人节省三升米来捐助红军。一方面自己带头节粮,每天只做两顿饭。遇上饭量大不够吃的同志,陈潭秋经常把自己的一份饭分一部分给饭量大的同志吃,自己却饿着肚子工作。在这种异常艰苦的日子里,陈潭秋同志呕心沥血,对红军米票、红军临时借谷证、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借谷票、群众借谷收据等等红军军用粮票的使用与管理,提出和制定了一系列具有历史意义的方案与措施,使各种红军军用粮票得以顺利发行,规范周转,精确结算。

第三、红军粮食供给制度给红色政权建设留下了有益启示。1933年,王明路线在中央苏区排斥毛泽东对红军的正确领导,错误地提出在短时间内实现创造一百万红军的口号。他们不顾根据地的实际条件,无限地扩大红军,已远远超过了根据地人民的经济负担能力,使得中央苏区的经济不勘负重,尤其是粮食供给,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困难。另一方面,由于蒋介石国民党军队的大举进攻,中央苏区的面积日益缩小。因此,解决红军部队的粮食供给,成为当时党和苏维埃政府非常重要非常急迫的工作。除了开展节省运动以外,苏区政府多次开展向群众借谷运动。尤其是19346月和7月两次大规模借谷,动员了整个中央苏区。在苏区全体共产党员的模范带头下,上上下下倾其所能地收集粮食,运往前线供给红军部队。在苏区中央局的领导下,各级粮食部门依靠群众的力量,确保了红军部队的粮食供给。这种在特殊时期,特殊困难条件下,采取的特殊措施,是我军粮食供给历史上的一个奇迹。为什么能够在这么艰苦的情况下保障红军部队的供给,陈潭秋同志在24万担粮食动员的总结中概括为:绝对相信群众;坚定执行党的指示;进行广泛深入的政治宣传鼓动,反对任何强迫摊派的方式;团结和组织模范的红军家属和积极分子来领导群众;克服过去工作上的弱点和错误,彻底消灭文牍主义的领导方式。这就是战争时期解决军队粮食供给最有益的启示。

红军军用粮票的社会价值

所谓社会价值,是指个体通过自身和自我实践活动满足社会或他人物质的、精神的需要所做出的贡献和承担的责任。简单地说,就是这种东西对社会的有用性。对社会的贡献越大,社会价值就越大。

红军军用粮票的社会价值是巨大的。它作为红色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作为一种红色基因在中国传承,必将产生不可估量的社会效益。

 

习近平同志对红色基因代代传承作过多次的指示。201324日,习近平同志在兰州军区机关视察时指出,西北地区红色资源丰富,是延安精神的发源地,要发扬红色资源优势,深入进行党史军史和优良传统教育,把“红色基因”一代代传下去。

2014429日,习近平同志在参观新疆军区某红军师师史馆时,叮嘱部队领导,要把“红色基因”融入官兵血脉,让“红色基因”代代相传。

201410月,习近平同志在福建上杭古田出席全军政治工作会议期间,曾作重要指示:要在政治工作的发源地进行情景教育,寻根溯源、正本清源,传承“红色基因”,不忘本、不迷途,从历史中汲取前进的智慧营养。

20141214日,习近平同志到访南京军区军史馆,叮嘱军区领导要把红色资源利用好、把红色传统发扬好、把“红色基因”传承好,教育官兵学传统、爱传统、讲传统,始终保持老红军本色。

201615日,习近平同志在视察重庆第十三集团军时,特意叮嘱要发掘好、运用好部队中的红色资源,丰富“红色基因代代传”工程内涵,加强党史军史和光荣传统教育,确保官兵永远听党话、跟党走。

201671日,习近平同志在庆祝在中国共产党成立95周年大会上指出:“一切向前走,都不能忘记走过的路;走得再远、走到再光辉的未来,也不能忘记走过的过去,不能忘记为什么出发。面向未来,面对挑战,全党同志一定要不忘初心、继续前进。”

红军军用粮票是红色基因的具体物像。收藏、研究、展示、宣传这种苏区红色文物是弘扬红色文化,传承红色基因最直观、最有效的载体。通过这个载体,可以培养中国人的自信精神。中华民族在长期的发展历程中创造了博大精深的优秀文化,红色文化就是一种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精神、中国气派的文化。红色文化是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与马克思主义先进文化理论相互交融而产生的文化新形态,它见证了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群众实现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国家富强和人民富裕的艰难历程。战争年代形成的苏区精神彰显了人类优秀的精神、理念和情怀,是表征一个伟大时代及其精神的丰碑。

除此之外,还可以通过红军军用粮票的展示、研究、宣传,达到传承红色基因,化解一些人的精神困境之目的。改革开放30多年来,我国经济快速发展,人们的物质生活得到极大改善。但与此同时,一些人也陷入了信仰缺失、精神空虚、价值错位、诚信危机、道德滑坡的泥潭,出现了精神上的困境。现实生活中人们面临的各种精神困境,其实都是先进文化作用弱化的直接反映。苏区红色文物洋溢着凛然正气和昂扬激情,蕴涵着中国人民的政治理想、爱国情怀、思想观念和道德诉求,体现着勇于奉献、敢于牺牲、百折不挠等崇高品质,不仅凝聚着珍贵的历史记忆,并且已经积淀为民族宝贵的精神财富。

习近平同志曾经说过:未来中国,是一群正知,正念,正能量人的天下。真正的危机,不是金融危机,而是道德与信仰的危机。谁的福报越多,谁的能量越大。与智者为伍,与善良者同行,心怀苍生,大爱无疆。

红军军用粮票的经济价值

红军军用粮票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具有有价证券的经济价值是不言而语的。但时过境迁,这种有价证券的经济价值早已失去。我们现在这里所说的经济价值,是指红军军用粮票作为红色文物的经济价值,即我们所说的收藏价值。

苏区红色文物与一般的古玩不一样,尤其是红军军用粮票,它能够使人们睹物思情。就像我们看到一张“节省三升米捐助红军三联收据”,我们会想起在那战争年代的艰苦岁月里,苏区老百姓是何等无私,勒紧裤带也要支援红军兄弟,让红军战士吃饱饭去打仗,消灭更多的敌人。如同这样一张条子,我认为它的价值应该远远超过上等的和田玉!因为,它给人一种精神,一种无私奉献的精神,一种催人奋进的精神。

红军军用粮票具有不可再生的显著特征。与所有历史文物,包括可移动和不可移动文物一样,损失一件就少一件,无法弥补。

(一)土地革命战争时期除了建立了中央苏区以外,还有16个省300多个县建立了革命根据地,大多数建立过人民政权,有的叫“革命委员会”;有的叫“工农兵政府”;有的叫“苏维埃政府”。但就全国而言,苏区的面积很小,红军活动的地方是非常有限的,红军军用粮票的总量是非常少的。按照陈潭秋同志在19349月总结,1934年全苏区借谷58万担(一担等于100斤)。这58万担借谷发出过多种类别的粮票,最多最通用的应该是100斤券,包括红军临时借谷证100斤券和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借谷票100斤券,两者的数量也应该分别不会超过20万张,因为还有其他50斤、500斤、1000斤面额的。米票与其他粮票就更少了,在6位阿拉伯数字编码中,米票只有八两和一斤面额的相对多一点,目前发现八两面额的最大编号是116971号,其他面额的米票大部分都是“0”字头编号,还有不少是“00”字头,甚至“000”字头的。原始发行数量就这么稀少。

(二)天灾与人祸并举,极大地影响其存世总量。红军军用粮票主要在中央苏区发行与使用,中央苏区区域主要分布在中国南方赣南和闽西,这些地区属于亚热带气候,尤其是春天阴雨绵绵,极其潮湿。受到如此天气影响,红军军用粮票这种纸质类的东西很容易毁坏,很难保存。如火烧、水淹、虫咬、霉变等等,都很容易遭到毁灭性的破坏。

另外一个很重要的原因,193410月中央主力红军长征以后,中央苏区很快就被国民党军队占领了。国民党军队占领苏区以后,对红色苏区所遗留的东西进行了大规模的“清剿”和销毁。那时候,如果有谁私藏红色文物,查出来是要被杀头的。在那白色恐怖的年代人人自危,很少人顾得上保存苏区红色文物。

(三)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党和政府十分关心苏区的群众,包括经济上的支持和政治上关怀。从1950年开始,中国国家博物馆、中国革命军事博物馆以及原来苏区所在地的省、市、县博物馆都在征集苏区红色文物,其中当然包括红军军用粮票。据福建博物院20099月出版的《红色遗珍》介绍:自1950年开始,“福建省革命文物搜集委员会”就在全省范围内直接或者间接地搜集革命文物,到目前,已经珍藏革命文物达十二万余件。除福建以外,在江西、湖南、湖北、四川、陕西等地方同样是这样。不仅国家博物馆和省博物馆是这样长期征集,相关地区的市级博物馆、县级博物馆同样是这样征集。所以红军军用粮票绝大部分被国家和地方政府博物馆所征集。

(四)按照国家文物局规定,苏区红色文物只能在中国大陆交流转让,是不能出境外的。认真看看历次拍卖公司的拍卖目录,凡是苏区红色文物都被加了个*号,注明该件拍品不能出境。但是,我们看看境外拍卖图录,常常有不少苏区红色文物拍卖。究其原因,一是当时境外就有人收藏苏区红色文物,境外人的收藏意识比中国人强,综观这些境外人的红色文物品相都比较好。二是过去法制不够健全,没有规定苏区红色文物不能出境。三是不排除有人私贩苏区红色文物出境。

由于上述众多原因,红军军用粮票的经济价值凸现。按照价值规律,价格总是围绕价值上下波动的。纵观红军军用粮票收藏交易市场的表现,笔者认为,当前的交易价格仍属于波动的下轨道,从发展趋势看,非常有收藏的经济价值。

    (洪荣昌,中国收藏家协会红色收藏委员会副主任,票证部部长;全国大型文献资料38卷《毛泽东像章选集》副总主编,《中国红色收藏》杂志执行主编,中国钱币学会会员,《中国钱币》杂志特聘审稿专家,《中国收藏》杂志学术委员,全国纸品联盟指导委员会委员,全国钱币联盟纸币委员会副会长,中国钱币学会纸币专业委员会委员,中国红色收藏鉴定师,评估师,福建省钱币学会理事,龙岩市收藏家协会顾问,龙岩收藏文化研究会顾问,龙岩学院中央苏区研究院特聘研究员,武平县博物馆特聘研究员,武平县慈善总会终身荣誉会长,慈善家。)

 

    红土地网编辑 赖珊盛 江宗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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