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风云突变”的1929年到1934年红军长征前夕，毛泽东6年时间里6次来闽西。在闽西这一段时期，毛泽东身处逆境，历经沉浮，但他始终充满着革命的乐观主义和高度的责任感，留下了许多动人的故事。
毛泽东运用高超的战略战术，开辟了闽西革命的新局面。1929年3月，毛泽东、朱德率红四军主力入闽，首战长岭寨。红四军主力第二十八团、三十一团抢先占领长岭寨制高点，诱敌进入伏击圈；军部和特务营迂回敌后，断敌退路，上下夹击下，歼敌2000余，乘胜解放了汀州城。 5月，毛泽东、朱德率领红四军再度入闽，5月23日上午，在闽西党组织配合下，红四军向龙岩守敌发起第一次进攻，歼敌一个营，缴获大批武器弹药，取得了首战龙岩城的胜利。红四军在占领龙岩后并没有留驻城内，而是当天下午主动撤出，改向邻近的永定进击，先后占领了永定的坎市、湖雷。5月28日，毛泽东在永定得知败逃的残敌又摸回龙岩城后，再次分兵于6月3日进占龙岩。红四军二次攻克龙岩，再度撤离龙岩城，转往上杭、连城游击。得知龙岩守敌陈国辉率主力回到龙岩后，毛泽东迅速集结红四军，长途奔袭，于6月19日第三次攻占龙岩。毛泽东指挥红军运用灵活机动的游击战术，使得陈国辉根本来不及组织有效的抵抗。这一仗红军共歼敌2000多人，陈国辉旅几乎全军覆灭。三打龙岩城是毛泽东充分运用游击战术的典型战例，为后来红军长征四渡赤水战役提供了成功范例。
三打龙岩城后，红四军党内对如何建设红军和根据地等问题产生了不同认识，遂于1929年6月22日在龙岩城内公民小学召开了红四军党的第七次代表大会，毛泽东的前委书记职务落选，到闽西指导地方工作并养病。9月28日，中央通过了由陈毅起草、周恩来审定的中共中央给红四军前委的指示信，通称为“九月来信”。在“九月来信”指导下，12月28日至29日，红四军党的第九次代表大会在上杭古田曙光小学召开，这就是彪炳史册的古田会议。会上，毛泽东重新当选红四军前委书记。毛泽东起草的《古田会议决议》成为中国共产党建党建军的纲领性文献。《古田会议决议》经过中共中央的传播，在全国红军中得到贯彻，从而使整个中国工农红军肃清了旧式军队的影响，建设成真正的人民军队。古田会议结束，迎来了1930年的元旦。这时，毛泽东收到第一纵队司令员林彪的元旦贺信，感到林彪对时局的估量比较悲观，而且有一定的代表性，正可借给林彪的复信，端正红四军中对形势的错误估计，克服悲观情绪，树立革命信心。经过一番思考，毛泽东于1930年1月5日在上杭古田赖家坊“协成店”，写下了《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一文，进一步阐明了武装斗争、建立革命政权和土地革命三位一体的工农武装割据理论，提出了中国革命要以农村为中心，走“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道路。中国革命道路理论的提出，是毛泽东思想初步形成的重要标志。
在闽西活动期间，是毛泽东最为艰难的时期，疟疾缠身，数度遇险，闽西人民给了毛泽东无私的帮助，体现了毛泽东与闽西人民的深厚情谊。1929年8月21日，毛泽东因病转移到永定岐岭的牛牯扑村，先后在村里的“华兴楼”和青山下的竹寮里住了20余天，他还给这座别致的竹寮取名为“饶丰书房”。毛泽东在青山下住了几天后，疟疾便发作起来。张鼎丞和永定县革委会秘书长阮山心急如焚，忙和在当地执行任务的红四军第一纵队第三连连长粟裕等人商量就医办法。通过老中医吴修山诊治，几天后毛泽东的病情便有了好转。9月17日，毛泽东在牛牯扑居住的消息被敌人获悉，驻广东大埔县的国民党保安团在永定金丰民团的配合下，分两路扑向金丰大山“围剿”，粟裕随即率队与当地赤卫队一起到前沿阻击。此时，毛泽东因病体弱，不能爬山，又因山高坡陡不好骑马，中共岐岭支部便派陈添裕等几人准备用担架抬，但又因荆棘灌木挡路，抬着担架很难迈步。情况危急，陈添裕由不得毛泽东坚持要自己走，背起高大的“杨先生”就走，从牛牯扑经白腊坑到雨顶坪安全地带，10里荆棘丛生的羊肠小道，仅用了一个小时。到了雨顶坪村，毛泽东指着陈添裕等人感激地对贺子珍说：“多亏了牛牯扑的同志！”随后把护送他的几个人名字一一记在本子上，并说：“我忘不了牛牯扑的人民！”毛泽东在雨顶坪小住后转到陈东上石垅、上湖雷塘下住了10余天，又到上杭临江楼继续治病，病情逐渐好转。正逢重阳节，看到院中黄菊盛开，毛泽东思绪万千，以革命乐观主义和浪漫豪情即席填写《采桑子•重阳》词一首：“人生易老天难老，岁岁重阳。今又重阳，战地黄花分外香。一年一度秋风劲，不似春光。胜似春光，寥廓江天万里霜”。
毛泽东在闽西，每到一地，都深入群众开展调查研究，写下了《才溪乡调查》等光辉著作。1929年3月，红四军进驻汀州城后，毛泽东在前委委员和长汀县委的协助下，在驻地“辛耕别墅”召开了老裁缝、老佃农、钱粮师爷、老教书先生、老衙役和流氓头等社会上有代表性的六种人员座谈会。经过调查，摸清了长汀的政治、经济状况和民情风俗，对闽西的情况有了进一步了解，为红军制定适合当地情况的斗争策略提供了依据。3月20日，毛泽东在汀州“辛耕别墅”，主持召开了红四军前委扩大会议。会议分析了当时的政治、军事、经济状况和敌我双方力量对比，研究了红军的行动方针问题，明确提出在赣南闽西一带范围内创建新的革命根据地的战略决策，为开辟中央革命根据地规划了蓝图。1932年10月上旬，毛泽东带着一个警卫班，从宁都出发，经石城翻过牛岭来到长汀，住在长汀福音医院的附属医院养病。毛泽东在汀州经过4个月的社会调查，收集和掌握了有关经济方面的情况，不仅为后来写《必须注意经济工作》、《我们的经济政策》等文章，积累了可靠的第一手资料，而且起草了《关心群众生活，注意工作方法》一文，一针见血地批评了汀州政府的官僚主义作风。1933年11月下旬，毛泽东从瑞金出发，从长汀乘船沿汀江南下，在上杭县官庄上岸，步行30多里，到才溪乡搞调查。此前，1930年6月和1932年6月，毛泽东曾两次到才溪乡调查指导。在才溪列宁堂（才溪区工会会址）歇息后，毛泽东召开一个又一个的调查会，并把这些调查材料进行加工整理，写成著名的《才溪乡调查》一文。毛泽东被才溪乡人民作出的贡献和业绩深深感动，称赞才溪是“全苏区第一个光荣的模范”。毛泽东才溪乡调查，为中央苏区和全国各个苏维埃区域的政权建设和经济建设树立了学习的典型。
正是通过闽西的革命实践，毛泽东积极探索，找到了建党、建军及中国革命道路理论，实现了中国革命理论第一次历史性飞跃。闽西成为毛泽东人生道路中既历经沉浮而又极其光辉的一页。毛泽东留给闽西人民的是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宝贵精神财富，闽西人民永远怀念他。
——来源：《闽西红色故事100篇》（福建省龙岩市委宣传部、龙岩市委党史室）
（责任编辑：赖珊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