啼笑皆非臆造品

时间:2019-06-20 来源:龙岩电视台

所谓“臆造品”,其实是根本没有的东西,造假者知识有限,凭空胡编乱造出来的。“臆造品”与复制品不同。复制品有真实存在的东西,根据真品而制作的。其目的有些并不是为了赚钱,如博物馆展览所用展品。为了展览,有些自己没有这种东西,到别的博物馆复制而来;有些是藏品本身非常珍贵,根据国家相关规定不得展出而复制仿品展出;有些是考虑文物怕见光因素(如纸制品),而复制原物展出。“臆造品”是根据人们对收藏品猎奇的心理,故意瞎编出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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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7523中国嘉德国际拍卖有限公司拍卖了一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中央军区供给部发行的中央军区供给票(图1)壹圆、伍圆各一枚(第4578号)。拍卖行估价为6000---10000元人民币。图录是这样描述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中央军区供给部发行中央军区供给票壹圆、伍圆各一枚,印有马克思、列宁头像,另印有“瑞京苏财字第×××号”、“赤色区域一律通用,政权机关凭票即付”、“主席项英,部长邓子恢”,此票为首次拍卖,极少见,七成新。

我拿到拍卖图录之后,一看票的设计版式、字体特征、印章形态、印刷纸张等等,都没有当时的时代风格。其一是纸币没有号码,这是最不可思议的。五元钱对于当时的人来说已经是很大面额的了,而号码机是随便都可以找到的,即便是找不到号码机,人工手写总是可以吧,怎么可能没有号码呢?这不符合苏区印制纸币的一贯做法,苏区的纸币虽然简单粗糙,但纸币的编码一定是有的。其二是编码字头的设置。票的右边有一排“瑞京苏财字第   ”的字样,让人感到“仗二和尚——摸不着头脑”。想想看,中央军区的供给票,怎么能够冠以瑞京财政的名字?就如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发行的票据,不可能以北京市什么字第几号来冠名发行一样,这不是牛头不对马嘴!其三是既然整个票面设计为横排式,而“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中央军区供给部”的大印则是竖盖,不符合苏区纸币制作的风格,纸币即是要盖大印也应该横的盖。其实,苏区纸币所盖的大印,一般也只盖在背面,不盖在正面。

还好收藏投资者非常聪明,没有成交,流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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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0年的时候,我刚刚入道收藏苏区文物。最早开始收藏的就是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国家银行的钱币。由于初入行,什么都感到新鲜。一次在广州的钱币网站上看到图2这枚纸币,极度兴奋,没有在网站留言,直接给卖家打了个电话。卖家不错,好说话,记得网上挂牌售价1600元,他一口价给我1200元,当时心里很高兴。拿回来后我用放大镜一看,糟了,电脑复制留下的颗粒很粗,心里凉了半截。我当即给卖家打电话说明情况,卖家听后同意退货,由此避免了损失。这就是猎奇心里在作怪,明明知道苏维埃国家银行没有这种图案的纸币,却心存侥幸,误以为珍品。国家银行哪有这种中间列宁头像的一角纸币,纯属臆造。再看看这纸币的编号形状与背面“1934”纪年字体,与国家银行发行的纸币相差太远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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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好笑的是这种无端臆造的“补给证”。2010年夏天,解放军出版社的同志打电话给我说,武汉有个收藏大家打电话给他说,他收藏了非常多苏区的票证。一听此事我就来劲,恳求他把对方的电话给我。出版社的同志很豪爽,很快就用短信把对方的电话发给我了。现在信息很灵通,对方已经知道我在解放军出版社出版了一本《红色票证》的书。待我打电话给他的时候,他先是表扬了我一番《红色票证》如何如何好。后面他就说我那“红军临时借谷证”没有收全。我当时一听楞了一下,红军临时借谷证按面额分,不就50斤、100斤、500斤、1000斤四种吗?怎么说“不全”呢?难道还有什么没有被发现的面额品种?我给他说,诸多史料记载,红军临时借谷证就只有50斤、100斤、500斤、1000斤四种,没有其他品种。而他却振振有词地说我错了,他手里就还有五千斤、一万斤的。这种信息一下子触动了我敏感的神经,心想:还真有此事?那可是要改写历史了!难道过去这么多教科书都漏掉了这么重要的事实?

好奇心强烈催促我把事情一定要弄清楚。于是,我隔几天就给他打一次电话,隔几天又给他打一次电话,到底打了多少次电话自己也说不清楚了。可他有个犟脾气,就是不肯把图片发给我,态度非常好地邀请我去武汉当面看看。我无计可施,只好与解放军出版社的同志商量,看看什么时候去一下武汉。不久,出版社的同志告诉我,他正好要去武汉出差,问我要不要同一起去,我欣喜若狂。记得那次去武汉天气非常热,我们出了火车站汗如雨下,还好很快拦到一部出租车,坐了好长的一段路才到他的家。到达他家,主人极是热情,嘘寒之后便拿出他的“宝贝”。他最得意的就是给我们介绍补给证的情况(图3)。此种补给证共有一千斤、五千斤、一万斤三种面额,三种面额都是同一款式,只是在最后面盖蓝色数量印章不同而异。说实话,这种东西我一眼就能看出是件臆造品,名称、称呼、落款、印章,没有一样符合苏区文物的特征。比如:怎么叫“补给证”,而不叫“供给证”?怎么叫“前线将士”,而不叫“前线指战员”?怎么落款是“临时中央财政办”,而不是“财政部”?怎么有“中华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票据证章”?顿时,一个被欺骗的感觉在心里悠然而生,我们千里迢迢冒着酷暑就看这些臆造品?即便这样,我们还是照顾主人的面子,在他不断追问“对不对”之时,只是含糊其辞地说:“值得研究,值得研究”。

最后,我们只能是带着一脸的无奈,扫兴而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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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后,我在网上发现不少臆造的“苏区纸币”。如图4,臆造者把伍分纸币的主图,更换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借谷票100斤券的主图,用这种方法欺骗喜欢猎奇的收藏爱好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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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臆造者搞出的“瑞金中华苏维埃工农银行”一元券。票面的图案使用了列宁头像,看似很正规,可谁都知道哪有什么“瑞金中华苏维埃工农银行”?仅仅是“瑞金”两字就错了,那时候已经改成“瑞京”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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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看看图6,臆造者把列宁头像设计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经济建设公债贰元券的主图,还振振有词:“盗图必究”“高清正版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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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这张纸币,臆造者设计煞费苦心,图案真的是非常漂亮,也具有浓厚的时代特征,可纸币的币值着实吓人。要知道当时苏区的20元有多大吗?那是20块光洋啊!假如带着纸币上街买东西,就像现在拿着一张一万元的纸币去买菜,怎么使用?

苏区流通货币,不管是纸币、铜币还是银币,最高面值只有一元的,连五元的都没有,何来当时属于天文数字的20元纸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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臆造者除了臆造纸币,还有臆造苏区的银币。看看图8,是一个非常精致的“银样币”。银币正面中有“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五年制”和“禁止流通”字样。背面外圈是英文字母,里面一圈有“全世界无产阶级反被压迫民族联合起来”字样,中心有镰刀斧头交叉图案。连文字都写错,什么叫“反被压迫民族”?真是让人啼笑皆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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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是新近冒出来的臆造币,有银和铜两种材质。其兑换说明“每五枚当五元”让人看了哭笑不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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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看看印章。图10这个印章是铜雕的,可谓花费了一些功夫。外圈是“中华苏维埃共和国革命军事委员会”字样。称呼不会有错,可认真一看,这个印章如果盖在纸上,印文是从左至右的,这与当时书写从右至左习惯的做法相悖。中间有一圈拼音字母,看看,“ZHONGHUASUWEIKAIGONGHOUGOU”,不知道什么意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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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是“中华苏维埃政府执法委员会”印章,铜质。外圈拼音字母“ZHONGHUASIWEIAIGOBNGHEGUOZHUANGYONG”不知道是什么意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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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更不可思议。印文是“中华苏维埃政府总调令”,外圈拼音字母纯粹是乱弄的,我看了半天,看不懂从什么地方开始写起,杂乱无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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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是“中华苏维埃政府调解委员会”,外圈也是杂乱无章的拼音字母。

上述四个铜质印章可能出自同一个人之手,风格特征一个样,拼音字母看不出什么意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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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有图141516莫名其妙制作的文房用品,这些文房用品还做过旧,让人眼花缭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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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看这面红军军旗,从表面看,由镰刀斧头交叉组成的党徽图案都已经靠近下方边缘了,一看就很别扭。然而,最古怪的还是写在旗套白布上的单位——“中国工农红军第四军第九旅”。

红四军从19284月在井冈山成立以来,所管辖的部队番号是第10师,师长朱德,下辖第2829团;第11师,师长张子清(后毛泽东代),下辖第313233团;第12师,师长陈毅,下辖第343536团。全军共3个师8个团。

19291月,红四军在井冈山的部队番号只有第28303132团,没有师一级建制了。

19293月,红四军从江西进入福建长汀,红四军改师、团番号为纵队,下辖第123纵队,纵队下辖支队,支队下辖大队,大队之下就是班。19296月,增加第4纵队。

19306月的“南阳会议”,组建红一军团。红一军团下辖红四军、红六军、红十二军3个军,红四军下辖第123纵队。

1930823日,红一军团与红三军团在湖南浏阳永和会师后成立红一方面军。此时的红四军军长是林彪,红四军下辖第23纵队。

193011月红一方面军第一次反“围剿”后,红军部队番号恢复军、师、团、营、连、排、班建制。红四军下辖第101112师,第10师下辖第282930团;第11师下辖第313233团;第12师下辖第343536团。

19317月,红四军增加了第13师,13师下辖第373839团。

19333月,红一军团取消了军的建制,由军团直辖师。红一军团下辖第791011师,第7师下辖第192021团;第9师下辖第252627团;第10师下辖第282930团;第11师下辖第313233团。

此后,红军中再无“红四军”的番号。

想想看,这个“红四军第九旅”是怎么回事?

 

 

作者简介:

洪荣昌,笔名:红歌,中国收藏家协会红色收藏委员会副主任、秘书长,《中国红色收藏》杂志主编,《中国钱币》杂志特聘审稿专家,龙岩学院中央苏区研究院特聘研究员,中国红色收藏鉴定师,评估师。

从事收藏几十年,涉及邮票、钱币、苏区文物、毛泽东像章等。出版过《红色票证》《红色货币》《红色收藏》《红色粮票》等专著。曾在北京、福州、遵义、厦门等地举办苏区红色文物展览。其个人事迹在中央电视台、北京电视台、《人民日报》、新华网、人民网、中红网等多家新闻媒体介绍过,享誉全国。已出版的著作被中国国家图书馆、全国各大图书馆以及美国哈佛大学等海外知名图书馆收藏。几十篇学术论文被英国剑桥大学等国内外著名杂志、网站刊登转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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