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子恢的两张明信片

时间:2019-07-09 来源:龙岩电视台

这两张明信片,是龙岩博物馆从林鸿玮(字江秋)先生处征集到的,这是邓子恢早年留学日本时写给他的。一封是一九一七年十月二十九日由东京神田发出,邮局代号是“后5-6”,落款为:“日本东京神田表猿乐町二十二番岩本方邓子恢”;另一封是同年十二月二十八日发出,邮戳地名不清,邮局代号为“后2-3”(估计也是在神田),其落款是:“日本东京早大前东北馆”。

一九一六年秋,邓子恢在福建龙岩省立第九中学以优异的成绩考取了留日公费生。第二年正月,他同魏觉民、张载泗、翁斐章、许仰贤等五人离开龙岩,经漳州乘船到达厦门。办完去日本的海关手续后,由厦门乘船到福州,再由福州换船去上海。这时,又有郑德钦和姓廖的二位同乡同行(但均不是留学生)。几天后他们由上海乘船东渡,经五天五夜的航行,终于在新历三月间到达日本神户港。先由翁斐章介绍其在神户做生意的叔叔翁厚龄处住一夜,然后第二天他们改乘火车于夜间到达东京。他们七人先住在东京一家由浙江宁波人开设的“中华馆”里,吃住费用均由“中华馆”负责。

当时邓子恢一心想投考日本的高等工业学校,这是和他当年的“教育救国”和“实业救国”的思想所分不开的。他每天除在东亚学校补习日语外,还刻苦学习数学、化学和物理。艰苦紧张的生活使他积劳成疾,口吐鲜血倒下。同学们十分同情他,大家凑了点钱将他送到神田区的杏仁堂医院,经检查是肺病。经过三个多星期的治疗,他的病情才稍有好转。

杏仁堂是当时东京第一流的医院,以内科著称,其诊费是很贵的。医生每星期来病房诊视下药一次,每次单诊费就要三块钱。这对邓子恢来说,是一笔不小的负担。他来日本时,钱在轮船上被小偷扒走,这次住院的费用还是同学们凑的。手头上的拮据加之昂贵的费用,迫使他不得不当身体稍有复原即行出院。

经济困难,加上身体健康问题,大大影响了邓子恢的学业。对于能否顺利达到 “教育救国”和“实业救国”的槛边,他也产生了怀疑。当他看到林鸿玮信中提出从商的志向时,颇为赞赏。在邓子恢的看来,工农商学均是劳动阶级,各人应按自己的客观条件从事社会工作,以“实业”来振兴中国。这种思想不仅在当时,即使于今天而言,也还具有很大的现实意义。邓子恢后来回国后,一度经商,和当时的这种思想是有一定联系的。

子恢出院后,对学业已是感到力不从心了。“教育救国”或许落空,但“实业救国”还是大有希望的。据魏觉民先生回忆,东北馆距他们学习的地方较近,他是由中华馆迁到东北馆来的。邓子恢为了珍惜学习时光,减少不必要的路途,出院后不久也搬到这家日本人开的东北馆来了。

一九一八年初,由于国内南北战争大规模升级,邓子恢等人的公费来源中断。在兵矛相伐的年月里,家中也无法继续筹款支持他。因此,邓子恢的经济愈发困难。四月,邓子恢同千余名留学生在东京发动了抵制“二十一条”的示威游行,受到反动当局的镇压。为了抗议日本当局的法西斯暴行,留日学生决定一致回国。这样,邓子恢在日本生活学习了一年零一个月后,于一九一八年四月回到了祖国。以后他在人生的道路上不断探求真理,由“教育救国”“实业救国”等狭隘的民族观念,进而发展到将自己的整个生命投入到为无产阶级革命事业奋斗终身的洪流中去。 (龙岩博物馆供稿)

邓子恢的两张明信片



邓子恢的两张明信片


国家二级文物:1917年10月29日邓子恢由日本东京寄厦门龙岩县武安学校林江秋的明信片 尺寸(cm):14.1×9

邓子恢的两张明信片



邓子恢的两张明信片


国家二级文物:1917年12月28日邓子恢由日本东京早稻田大学寄厦门龙岩县铜钵巷亿兴宝号林江秋的明信片尺寸(cm):14.1×9

(摘自《红色文化周刊》)


热门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