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毅到苏家坡请毛泽东回红四军工作”之考辨

图为中共闽西特委机关旧址（苏家坡树槐堂）宋客 摄

图为苏家坡主席洞

■黄光礼 叶勇明

根据毛泽东给中央的信件得知，毛泽东在中共福建省委巡视员谢汉秋（谢景德）同志的陪同下，于1929年11月26日抵达长汀主持红四军前委工作。在此之前，陈毅是否亲自到上杭苏家坡请毛泽东回红四军工作？对此，笔者通过研究红四军入闽后的整个历史脉络，对相关历史文献进行分析考辨，仔细甄别相关历史见证者的回忆文章，经过逻辑推理，认为“陈毅到苏家坡请毛泽东回红四军工作”合乎情理、合乎逻辑。

曾志的回忆和吴仁声、刘型等人的回忆相互印证可信度较高

毛泽东在苏家坡养病期间，曾志（时任共青团闽西特委书记，新中国成立后曾任中共中央组织部副部长等职）就在他的身边工作，是重要的在场见证人之一。曾志在她的回忆录中明确记录了这一段历史：“1929年11月中旬的一天，陈毅突然来到上杭苏家坡找毛委员，说是接毛委员回红四军。”吴仁声（时任红四军政治部宣传科科长，上杭城区最早的党员之一）是古田会议的亲历者之一，他当时随红四军主力在江西寻乌休整，后来在回忆时明确提到：“陈毅同志在寻乌找了匹快马，走奔苏家坡，接毛委员回四军工作。”刘型（时任红四军三纵队十九大队党代表，新中国成立后曾任北京地质学院院长、国家农垦部副部长、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常委、全国政协常委等职）作为古田会议亲历者之一，他也在个人的回忆文章(《刘型个人画传》)中提到了这一段的历史：“在江西寻乌一带时，陈毅同志从寻乌骑马带了一连人，带了中央的信去请毛泽东同志回来。”

据考证，1929年10月22日，陈毅带着中央“九月来信”在广东梅县松源见到了朱德。当天，陈毅主持召开红四军前委扩大会议，传达中央“九月来信”精神和周恩来的口头指示，并写信给毛泽东，请他回来主持前委工作。而后，红四军出击东江在梅县遭遇失败，部队损失惨重，不得不撤出东江。后来，朱德、陈毅决定率领红四军返回闽西，行军途中在江西寻乌休整，于11月12日左右离开寻乌大田。如果，此时陈毅在寻乌大田骑快马赶到苏家坡去见毛泽东，根据路程推算正好是11月中旬，与曾志回忆的时间刚好吻合，而且情景也相吻合。因为根据吴仁声回忆陈毅骑的是快马，意味着当时不可能有人更快去告诉毛泽东、曾志他们陈毅会到苏家坡，所以曾志的回忆才会有“突然”之感。

曾志的个人回忆实录1999年12月出版，吴仁声的回忆文章1979年12月发表，刘型的个人画传2006年5月出版。从他们三人回忆录、个人传记的出版时间来看，同时综合考虑他们的身份地位，笔者认为他们的回忆比较真实可信。一是他们关于这段历史的回忆叙述从时间分析不可能相互参考，因为吴仁声的回忆早于曾志的回忆录，说明吴仁声不可能参考曾志回忆录。以曾志的身份，曾志不可能去参考吴仁声的回忆。同样，曾志的回忆录出版时间早于刘型的个人画传，所以曾志也不可能参考刘型的说法。二是三个人的表述并无参考的痕迹。因此，曾志、刘型、吴仁声三人关于这件史实的回忆表述大致相同，无参考的痕迹，但时间、情景却高度吻合，形成了一条完整的证据链条，应该是比较经得起检验的，可信度非常高。

贺子珍回忆陈毅到苏家坡见毛泽东，两位战友的手又紧握在一起

红四军党的“七大”结束以后，毛泽东到闽西指导地方工作。当时，跟随毛泽东一起到苏家坡生活战斗的有贺子珍、蔡协民、曾志、江华、邓子恢等。其中，毛泽东身边最亲近的人毫无疑问是贺子珍。贺子珍的个人传记《贺子珍的路》，有一个章节“战友的手又紧握在一起”详细记录了陈毅到苏家坡见毛泽东的情形，“有一天，陈毅突然来了苏家坡。陈毅说，‘我这次去中央，找到了周恩来同志，他代表中央详细听了我的汇报，谈了很多很好的意见，还说，前委书记还是要请毛泽东来当。要维护朱德、毛泽东的领导，要提高朱德、毛泽东在群众中的威信，红军才能担负好自己的任务。我现在是接你来的。’”不仅如此，“陈毅还向毛泽东主动承认了错误，毛泽东也被感动了，两个战友从白天谈到夜晚。那天晚上，陈毅在苏家坡住下了。”毛泽东和陈毅两位战友的手又紧紧地握在一起了。贺子珍作为当时非常重要的历史见证者，虽然经过多年的时间，但是想来她对这段历史应该会有比较深刻的印象，而且她也提到“突然”之感，与曾志回忆一致。同时毛泽东与陈毅从白天谈到晚上，晚上陈毅住在苏家坡，情景也是吻合的。因而她的回忆还是比较可信的。

以陈毅的坦荡胸怀和君子之风，他亲自去苏家坡见毛泽东合乎情理

陈毅在上海向党中央表示一定要负荆请罪，把毛泽东请回红四军主持前委工作。陈毅从上海回来后，首先在广东松源见到了朱德，他把到中央去的情况详细说了一遍，并表示要把毛泽东请回来。他说，“我这次回来就是要使毛泽东复职，使红四军团结起来。也许你们认为我到中央是为自己捞点东西，是为了我个人。我是为红四军去的。这次由我向毛泽东检讨，他会回来的。”陈毅很清楚，中央的指示和请毛泽东重返红四军，必须立刻付诸执行。因此，当天他就召开红四军前委扩大会议，传达中央“九月来信”精神和周恩来的口头指示，并写信给毛泽东，请他回来主持前委工作。

在返回闽西途中，陈毅于11月4日向中央写了一份报告，表示毛泽东不在，红四军前委的政治领导还没有建立起来，极端民主化的倾向又有发展，红四军内部的一些矛盾还没有消除，陈毅确实感到这个问题的解决比较困难。陈毅在报告中也明确表示，“要用布尔塞维克党的态度扫除一切敷衍调和、模棱两可的陈毅主义”。从这我们可以看出陈毅同志的坦荡与无私、豪爽与直率的品格，他为了中国革命前途不计个人荣辱，顾全大局，始终把革命利益摆在个人利益之上，他亲自前往苏家坡请毛泽东回红四军主持前委工作是势在必然之事。

毛泽东本人非常坚持原则，多次表态在党内是非没有分清之前不会轻易回红四军工作，他相信“否极泰来”。红四军党的八大召开前夕，前委写信请毛泽东参加会议。毛泽东亲自写了一封措辞严厉的回信，提出反对敷衍调和、模棱两可的“陈毅主义”。解铃还须系铃人，在这种情况下，陈毅亲自去苏家坡请毛泽东回红四军主持前委工作，是情理之中的事。

陈毅在后来的回忆中提到，他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信中写道“这次到中央去一趟，我们的争论问题都解决了。七次大会是我本人犯了一次严重错误，我可以做检讨。中央承认你的领导是正确的。此间同志也盼望你回队，希望你见信后坐担架赶快回来”。根据他的回忆，“毛主席得到信后坐担架回来的。毛主席回来时还是有些病，伤风还比较严重”。由此可以从侧面推断，陈毅应该是亲自到苏家坡见到了毛泽东，知道毛泽东的身体状况不佳，因此才会在信中特别强调让毛泽东坐担架回红四军，当然这封信应该是11月18日官庄会议之后写的，由谢汉秋带上官庄会议决定一起送到苏家坡毛泽东手中。

有关“谢汉秋于11月23日从长汀出发到苏家坡请毛泽东回红四军工作”的说法经不起推敲

有众多学者提出，中共福建省委巡视员谢汉秋于1929年11月23日从长汀出发到苏家坡请毛泽东回红四军工作。然而根据毛泽东于11月28日给中央的信中提到，“我病已好，十一月二十六日偕福建省委巡视员谢同志从蛟洋到达汀州，与四军会合，遵照中央指示，在前委工作。”可以判定毛泽东回到长汀的时间是11月26日，根据当时交通条件、路程距离等推算，从长汀到苏家坡来回往返只有三天的时间是远远不够的，非人力所能及，因此这种说法是经不起推敲的。

笔者认为，谢汉秋应该是从上杭官庄出发到苏家坡陪毛泽东回红四军的。1929年11月18日，朱德和陈毅在上杭官庄召开红四军前委扩大会议，再次传达中央“九月来信”精神，并作出请毛泽东回红四军继续主持前委领导工作的决定。会后，请谢汉秋带着官庄前委扩大会议的决定去苏家坡陪同毛泽东回红四军。从上杭官庄到苏家坡，大约不到两天的路程，最迟应该在11月21日之前到达苏家坡。谢汉秋陪同毛泽东回到长汀时间是11月26日，综合考虑路程距离、中途休息等因素，时间上还是很从容的，也完全符合正常逻辑。

综上所述，笔者认为当年陈毅根据中央“九月来信”的指示精神，请毛泽东回红四军继续主持前委工作的过程应该是这样的：1929年10月，陈毅从上海返回，先在广东松源见到出击东江路上的朱德，传达中央“九月来信”精神和周恩来口头指示，并写信给毛泽东，请毛泽东回红四军工作。红四军攻打东江失利后，朱德、陈毅决定返回闽西，11月2日在寻乌开始休整，陈毅再次写信给毛泽东。11月12日，红四军启程回闽西时，陈毅决定骑快马先行往苏家坡请毛泽东回红四军工作，朱德则率领大部队返回闽西，并与朱德约定在上杭官庄会合。11月中旬，陈毅在苏家坡见到毛泽东，向毛泽东传达中央意见并当面认错后，因军情紧急先回到上杭官庄与朱德会合，并在上杭官庄召开红四军前委扩大会议，再次传达中央“九月来信”精神，并作出请毛泽东回红四军继续主持前委领导工作的正式决定。会后，朱德、陈毅率红四军去攻打长汀城，中共福建省委巡视员谢汉秋则带着官庄前委扩大会议的决定，专程从官庄到苏家坡陪同毛泽东到长汀。11月19日，谢汉秋从上杭官庄出发，11月21日前到达苏家坡。毛泽东看到官庄前委扩大会议的决定后，在谢汉秋的陪同下11月22日左右从苏家坡出发，11月26日到达长汀。

由此考证，笔者认为陈毅亲自到苏家坡请毛泽东回红四军主持工作合乎情理、合乎逻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