坚持敢于斗争，古田会议永放光芒
红土地网讯（通讯员 许兆山）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深刻把握党的事业发展和自身建设规律，将“坚持敢于斗争”凝练为中国共产党百年奋斗的历史经验的内容，揭示了百年大党风华正茂的基因密码。共产党的核心力量是斗争的力量，通过斗争发现正确的道路、正确的方法、正确的策略，而不是调和妥协。古田会议之所以能成功召开，确立“思想建党、政治建军”原则，从而对我们党和军队建设产生重大而深远的影响，就是以毛泽东、朱德、周恩来、陈毅等人为领导主体的中国共产党人敢于斗争、敢于胜利的结果。今天，我们重温古田会议精神，其中所蕴含的始终坚持敢于斗争、敢于胜利的基因，让古田会议绽放出更加璀璨的时代光芒。
坚持敢于斗争,贯穿古田会议召开始末
1927年10月毛泽东率领秋收起义革命军开始创建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斗争，1928年4月，朱德、陈毅率领南昌起义部队与毛泽东领导的秋收起义部队在井冈山胜利会师，随后两军成立中国工农红军第四军，这是中国工农红军具有完整建制的最早的部队。在红四军的编成当中，当时最核心的两支力量就是28团和31团。28团是南昌起义部队余部为主，军官绝大部分是黄埔军事学校毕业的，而士兵是清一色的北伐铁军，具有相当强的战斗力，但是这些人长期脱离生产脱离群众，再加上对打土豪分浮财以及“共产”的误解，在战场纪律和群众意识方面比较淡薄。31团主力是秋收起义部队，大部分是以湖南的农民、浏阳的学生和安源的矿工组成的，没有经过正规的训练，没打过硬仗，战斗力比较弱，但是这些人经过“三湾改编”，确立了支部建在连上原则，在党的绝对化领导方面要强于南昌起义部队。
由于红四军的同志来自不同的地方，经历各异，而且在管理和作风上差别比较明显，在融合过程当中产生矛盾和斗争不可避免。分歧和争论最早表现在井冈山的柏露会议上，究竟是巩固井冈山根据地，还是出击赣南打破敌人的封锁，朱毛分歧严重，这次朱毛之间的分歧在陈毅的调和之下，朱毛红军决定向赣南进军。红四军主力出击赣南过程当中，处境非常艰难，接连吃败仗，1929年2月3日召开的罗福嶂会议上，朱毛又发生了激烈的争论，朱德建议分兵行动而毛泽东则坚决反对分兵的具体行动之争，逐步升级到党对军队的具体管辖范围之争。
早康会议旧址——上杭县白砂镇”东洋堂“
1928年6月根据中央的六月来信指示，在红四军前委下面设立军委，指定由朱德来担任军委书记，后来的前委、军委之争，其实就是从这个时候开始的。在转战赣南的过程当中，由于前委没有地方工作可做，职能与军委工作重叠，这个时候的红四军又处于最艰难的时期，于是在罗福嶂前委会议上毛泽东压下分兵意见并以前委的名义把红四军的军委撤掉了，随后把军委机关改编为政治部，毛泽东还把政治部主任一职兼掉了，这个时候朱德实际上已经失去了决策权，而毛泽东则身兼数职，集党权、军权、政权、人权和财权于一身，为矛盾的激化和争论的加剧又埋下了一个伏笔。
1929年大年初一，红四军在大柏地取得了自井冈山下山以后第一次胜仗以后，内部的矛盾逐步由隐渐显，由平时比较平和的讨论逐步发展到带有情绪化的激烈争论。
1929年4月，红四军接到了中央的二月来信，这封信根据共产国际书记布哈林的发言，对革命形势的好转做了悲观估计，提出让朱毛离开部队，红四军分散打游击以缩小目标的主张。中央的二月来信给分兵行动的同志提供了很充足的的理由，虽然中央后来纠正了分兵错误，但是持分兵意见的同志并没有认识到这个错误，双方关于分兵的争论持续了相当长的一段时间。
红四军第七次党代会召开地——龙岩公民小学（部分复原图）
1929年5月初，中央派刘安恭到红四军工作，刘安恭根本不认同毛泽东的观点和做法。由刘安恭组织的临时军委会议上他竟然提出前委只能参与讨论行动问题，不要管其他事项。这个决定是违背组织原则的，临时军委是下级机关，只是在前委领导下负责军事方面的工作，而前委是上级机关，这相当于已经取消了前委的领导，红四军出现了“枪要指挥党”的错误倾向。
6月8日在上杭白砂召开的前委扩大会议就要不要设立军委进行了讨论，毛泽东认为从机构设置来看军委不仅与前委重复，而且是同前委分权，实质上已经动摇了党管一切的最高原则。6月10日，红四军部队到达连城新泉作短暂休整，此时红四军内部争论和分歧依然尖锐。后来根据前委的意见，毛泽东和朱德对大家提出的批评意见进行书面陈述，毛泽东根据6月8日林彪的来信于6月14日写了《给林彪的信》，朱德也于6月15日给林彪写了一封回信，这两篇文章一同刊登在《前委通讯》第3期上，相当于把朱毛之间的矛盾在红四军内部完全公开。
《给林彪的信》从历史和所处的环境两方面考察了红四军党内存在的问题和争论的原因，列举了“个人领导与党的领导”“军事观点与政治观点”“流寇思想与反流寇思想”“形式主义与需要主义”“分权主义与集权”等14个问题，认为“个人领导与党的领导，这是红四军党的主要问题”。信中分析了红四军不能绝对的建立党的领导的原因。在这封信中毛泽东一一批驳了流寇思想、党内有家长制、党代替了群众组织等观点，认为“这种思想是不利于党的团结和革命的前途的，是有离开无产阶级革命立场的危险。我们必须和这种思想奋斗，去克服这种思想，以求红军彻底改造”，为古田会议的召开提供了理论基础。
1929年9月下旬，朱德在上杭太忠庙主持召开了红四军”八大“，就建军原则问题进行了讨论
为了统一思想认识，6月22日，红四军党的七大在龙岩公民小学召开，会上毛泽东发言重申自己的看法，强调要根据红四军的实际情况，加强政治领导，加强党对军队的领导，军队应该严格在党的领导下活动，军队要做群众工作，要打仗筹款，要讲纪律。毛泽东的正确意见没有被会议采纳，会议未经中央许可改选了前委，使中央指定的前委书记毛泽东落选。9月下旬在上杭城瓦子街太忠庙召开的红四军党的八大没能解决实际问题。红四军党的八大的不成功，让广大红军官兵明显感到红四军不能没有毛泽东，官兵思想的微妙转变为红四军党的九大的胜利召开铺下了一定的思想基础。
真理不会因为分歧消逝，而是在斗争中逐步凸显、愈发璀璨。
坚持敢于斗争,古田会议铸就党魂军魂
1929年12月28-29日，红四军党的九大在古田召开，即古田会议。会上，陈毅传达了中央“九月来信”的精神，随后，毛泽东、朱德分别做了政治报告和军事报告，会议通过了《中国共产党红军第四军第九次代表大会决议案》，毛泽东再度当选前委书记。古田会议指出红四军党内存在的“单纯军事观点”“极端民主化”“非组织观点”“绝对平均主义”“主观主义”“个人主义”“流寇思想”和“盲动主义残余”八种错误思想产生的原因、危害，提出了纠正的办法。同时指出红四军在党的建设、政治工作、官兵关系、军政关系等方面存在的问题以及纠正或加强的方法。会议结合中国共产党和中国革命的具体情况，灵活地、创造性地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初步回答了在党员以农民为主要成分的情况下，如何从加强党的思想建设着手，保持党的无产阶级先锋队性质的问题；初步回答了在农村进行革命战争的环境中，如何将以农民为主要成分的军队建设成为无产阶级领导的新型人民军队的问题。《古田会议决议》成为我党我军建设的纲领性文献。这是在斗争中、在失败的教训中和胜利的经验中总结出来的真理。
共产党的力量就在于把各方面正确的东西综合起来，把各方面错误的东西加以排除，这是共产党最大的力量所在。整个红四军争论的过程，古田会议争论的过程，最直接的参与者是毛泽东、朱德、陈毅、林彪、刘安恭和周恩来，回看当时争论的各方，都有问题和缺点。矛盾、斗争、分歧、争论，革命怎么搞？红军怎么建设？胜利怎么夺取？在这样的一个进程中，他们都是杰出的、勇敢的探索者，并不能说哪一个人是绝对正确的或是绝对错误的，大家是在相互促进的过程中探索出中国革命正确道路。
红四军党内的八种错误思想
大革命失败后，中国共产党在残酷的斗争现实面前，不得不突破教条主义的框框，立足中国国情，把中国革命明确定位于以农业为主要经济的中国革命，开始了革命重心由城市向农村的历史性转变。而这一转变，由于农民大量加入，使党和红军的成分结构迅速发生了质的变化，农民成为这支队伍的主要力量。根据地创建初期，浓厚存在于农村中的宗族观念、地方观念、排外观念、太平享乐观念等，与农民的革命主体地位严重不相适应，负面影响日益凸显，产生了诸多有悖于革命宗旨的倾向。长期的小农经济生产生活，使农民队伍组织纪律观念淡薄。农民成为革命的主体，可能导致中国共产党丧失无产阶级先进性，出现农民意识影响到党的组织路线，导致发生“尾巴主义”的危险。中国共产党没有成为任何一支农民起义队伍的“尾巴”，没有走他们的老路，这种斗争精神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红四军出现的非无产阶级思想，大多数与农民意识的负面影响有密切关系。面对着踊跃参加革命的广大农民和扑面而来的农民意识，毛泽东在《古田会议决议》中第一段第二句话中尖锐地指出，“若不彻底纠正，则中国伟大革命斗争给予红军第四军的任务是必然担负不起来的”。
古田会议绝不是“朱、毛之争”“前委、军委之争”，或是某几个人之间的权力之争、意气之争，它是建设一支什么样的军队、怎样建设这支军队的指导思想和前进方向的较量。这个问题解决得如何，直接关系到农民在革命中的主体地位，也是党领导的“以农村包围城市，最终夺取政权”的革命道路能否走得下去的关键。在当时无法吸收广大工人来改变红军和党员成分结构的情况下，古田会议勇担重任，紧密结合中国革命实际情况、创造性地解决了这一难题。确立了“思想建党、政治建军”的理念，就是工农红军是一支执行革命的政治任务的武装集团的理念，当这些正确的理念变为一种基因真正融入一支军队的血脉时，一支新型人民军队就此诞生了。
坚持敢于斗争,古田会议永放光芒
《古田会议决议》系统地回答了如何建党、建军的一系列根本问题，对我党我军建设影响重大。古田会议从政治上、思想上、组织上，全面确立了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完成了对工农红军的彻底改造，古田会议之后的中国工农红军，历经五次反“围剿”、二万五千里长征、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无论外部环境多么困难、无论敌人多么强大，从没有一支成建制部队叛变，始终能够打不散、战不败，再没有宗族观念、地域观念、单纯军事观念和非组织观念，最终从胜利走向胜利。
毛泽东起草《古田会议决议》（雕塑）
古田会议确立了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原则，同时还制定了一系列加强军队中党的建设的具体措施，从而克服了红军内部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使人民军队步入健康发展的轨道，“党指挥枪”原则，不但保证了人民军队坚定的正确政治方向，对新时期人民军队的现代化建设仍然具有长期的现实的指导意义。
无论是在战争年代，还是在和平时期，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始终不变，无论军队的成员如何更新调整，但是无产阶级军队的性质和宗旨永远不变，无论军队的环境和任务如何变化，古田会议所确立的建军原则永远坚持，不论军队现代化程度再高，党的思想政治工作永远不能抛弃。从中国革命实际来看，在重大的历史转折关头，人民军队因为严格执行古田会议精神，在实际中坚持敢于斗争，敢于胜利，人民军队坚决拥护党正确的路线、方针、政策，克服了前进道路中的艰难险阻，始终保持了无产阶级军队的性质和宗旨，圆满完成党和人民交给的各项任务。
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人民军队面临着种种前所未有的考验，在和平环境、任务变化、改革开放、经济利益、人才竞争等方面，由于人民军队始终不渝坚持和发扬古田会议精神，坚持敢于斗争，敢于胜利，经受住了来自方方面面的考验。例如新中国成立初期西方敌对势力的军事威胁，新中国成立后守护社会主义新政权，以及参加自卫反击战，进驻香港、澳门接收防务，保卫改革开放成果和参与重大抢险、救灾等等各种考验。不管任务如何艰巨，只要党和人民有需要，人民军队都不折不扣地出色完成。进入新时代，我们面临着新的机遇和挑战，新形势下对人民军队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必须继续发扬古田会议精神，坚持敢于斗争，战胜各种风险挑战尤显重要。
陈列在古田会议纪念馆里的各种版本的《古田会议决议》
共和国历届核心领导人都对学习、弘扬古田会议精神作了很好的批示，展示了古田会议精神的强大生命力。1942年1月，毛泽东同志指示：“将四军九次大会决议多印数千份，发至留守部队及晋西北部队，发至连长为止，每人一本，并发一通知，叫他们当作课材加以熟读（各级干部均须熟读）”。邓小平说“把列宁的建党学说发展得最完备的是毛泽东同志。在井冈山时期，即红军创建时期，毛泽东同志的建党思想就很明确。大家看看红军第四军第九次党代表大会的决议就可以了解。”1989年江泽民同志瞻仰古田会议会址时题词：“继承和发扬古田会议精神，加强党和军队的建设”，他的题词第一次提出了“古田会议精神”这一重大理论课题。胡锦涛同志也强调指出：“在1929年召开的红四军第九次党代会上，毛泽东同志针对党和红军中存在的种种非无产阶级思想及其危害，提出了思想建党的原则……这一重要思想，对我们党的建设产生了极为深远的影响”。“召开古田全军政治工作会议，恢复和发扬我党我军光荣传统和优良作风，人民军队政治生态得到有效治理”。2014年10月在古田召开的全军政治工作会议上，习近平总书记铿锵话语言犹在耳。
我们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传承和弘扬古田会议精神，必须旗帜鲜明地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保持共产党人敢于斗争的风骨、气节、操守和胆魄。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敢于斗争、敢于胜利，是党和人民不可战胜的强大精神力量”。“只要我们把握新的伟大斗争的历史特点，抓住和用好历史机遇，下好先手棋、打好主动仗，发扬斗争精神，增强斗争本领，凝聚起全党全国人民的意志和力量，就一定能够战胜一切可以预见和难以预见的风险挑战”。
古田会议是以毛泽东、朱德、周恩来、陈毅等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敢于坚持真理，敢于担当作为，为着一个共同的理想克服重重困扰和局限，团结一致所召开的一次闪耀着真理光芒的会议，这次会议也成为中国共产党历史上敢于斗争、敢于胜利的光辉典范。（来源：红色文化周刊）
红土地网编辑 赖珊盛 卢丽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