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在中央苏区的调查研究活动

毛泽东1933年11月才溪乡调查旧址。宋客摄

编者按

为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全面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大精神，党中央决定，在全党大兴调查研究，作为在全党开展的主题教育的重要内容，推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开好局起好步。为此，中共中央办公厅于近日印发了《关于在全党大兴调查研究的工作方案》，并发出通知，要求各地区各部门组织党员、干部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关于调查研究的重要论述，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本地区本部门本领域的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批示精神，继承和发扬老一辈革命家深入基层调查研究的优良作风，增强做好调查研究的思想自觉、政治自觉、行动自觉。

调查研究是中国共产党人的传家宝。毛泽东于20世纪20年代末30年代初，在领导创建中央革命根据地的伟大斗争中，在赣南、闽西进行了一系列的调查研究活动，仅在农村就专门做过十几个系统的调查，他为我们全党开展调查研究工作做出了榜样。追溯毛泽东在这一时期的调查研究的实践，重温毛泽东在调查研究中提出的一系列理论观点，对于我们正确探讨和理解毛泽东思想形成的历史以及提高我们把握实事求是这一毛泽东思想精髓的自觉性，推进全党在新时代大兴调查研究工作，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和现实价值。

今日红色文化周刊刊出《毛泽东在中央苏区的调查研究活动》一文，以飨读者。

□ 苏俊才

毛泽东作调查研究的形式

毛泽东一向倡导并重视调查研究，坚持从实际出发。1929年春，毛泽东等率领中国工农红军第四军主力离开井冈山，向赣南、闽西进军。下山后，形势变了，环境变了，斗争的发展使各种情况变得更加错综复杂，这使毛泽东感到，如果“我们的思想依然还在山上，将不能适应革命斗争的需要”，因而从这时开始，毛泽东更加注重调查研究，从中掌握客观实际，作出正确决策，指导斗争。毛泽东在赣南、闽西活动期间作调查研究的形式，综合起来有以下几种：

开座谈会调查。通过召开各种人参加的座谈会、联席会议，进行讨论式的调查，这是毛泽东开展调查活动的主要形式。如1929年3月，红四军进占汀州城后，毛泽东在驻地辛耕别墅召开有老裁缝、老佃农、钱粮师爷、老教书先生、老衙役和流氓头等社会上有代表性的六种人员参加的座谈会，了解长汀的政治、经济情况和风俗民情。又如1930年5月，红四军攻克寻乌县城后，毛泽东召集了中下级干部、穷秀才、商会会长、旧官吏等11人，接连开了10多天的座谈会，对寻乌县的商业、手工业、旧有土地关系和土地革命情况进行了大规模的深入细致的调查。

赴现场调查。毛泽东重视深入基层作具体的现场调查，以掌握第一手资料。如1930年6月和1932年6月，毛泽东两次赴上杭县才溪乡作调查；1934年5-6月，毛泽东赴江西省会昌前线的站塘等地调查。

听取汇报调查。在战争环境中，毛泽东大多是从临时听取汇报中作调查。如1929年2月中旬，他在吉安县东固听取当地党组织和军队负责人对东固斗争情况的介绍；3月13日，他率领红四军主力到达长汀四都乡下赖村后，听取中共长汀临时县委负责人段奋夫等关于长汀守敌郭凤鸣部情况的汇报；1932年3月下旬，毛泽东率领东路军抵达汀州后，听取福建省委、省苏和军区负责人关于闽西、闽南革命形势及龙岩、漳州守敌情况的汇报等等。

作典型调查。毛泽东一贯倡导调查工作一定要深入。他指出，只要深入地了解一个地方或者一个问题，然后了解别处地方、别个问题，便容易找到门路了。1933年11月中下旬，为了了解乡一级苏维埃政权是怎样进行工作的，毛泽东率领中央政府检查团先后到江西省兴国县长冈乡、福建省上杭县才溪乡这两个点进行典型调查。

派代表调查。借助他人并交待好具体任务所作的调查，也是调查研究的有效办法。1929年7月9日，毛泽东到达上杭蛟洋指导召开中共闽西“一大”，他建议把会期推迟，先派代表们分散回到各地进行一个星期的社会调查。1933年3月，为了开展查田运动，毛泽东派出中央土地部副部长王观澜带工作队到瑞金叶坪乡开展调查，进行试点。6月后，又派出中央工作团到瑞金等八县农村调查了解土地政策的制定、执行情况。

从报刊文献中调查。毛泽东重视作历史人文和现实情况的调查。1929年3月14日，毛泽东在进驻长汀县城的当晚，便认真查阅了《长汀县志》《汀州府志》，随后又阅读了《中国工人》《少年先锋》等刊物，还收集到了南京、上海、福州、南昌、长沙等地出版的国民党报纸，从这些文献报刊中，他了解到闽西的社会历史人文情况和全国的形势，他形容到赣南、闽西以来天天可以看到报刊的心情，“真是拔云雾见青天，快乐真不可言状”。后来，他每到一地必要当地党组织收集有关文献、报刊参阅。

总之，毛泽东在中央苏区将调查活动随时随地进行，做到了大略调查与周密调查、全面调查与典型调查、城市调查与农村调查、现状调查与历史调查、直接调查与间接调查相结合，有时则多种调查手段并举，使调查的形式多样，不拘一格。

毛泽东调查研究取得的重大成果

毛泽东在《反对本本主义》中强调“调查就是解决问题”，从他在中央苏区所进行的调查活动来看，无不体现这一观点。他在调查中联系实际提出了不少重要的理论观点，形成了许多具体的决策和意见，从而解决了革命战争和土地革命中有关方针政策的重大问题，不断引导革命走向胜利。

其一，军事斗争方面

果断地确定军事行动。毛泽东自率红四军进入赣南、闽西以后，依据调查得来的情报，迅速捕捉战机，确定军事行动，取得了长岭寨战斗、攻打龙岩城、三次反“围剿”、漳州战役等一个又一个战斗的胜利。

制定建立赣南、闽西革命根据地的战略方针。毛泽东率红四军主力下山后，经过沿途的实战和广泛的调查以后，发现“福建全省、浙江全省、赣东赣南两边，统治阶级的军力非常薄弱”，赣南、闽西党组织、群众斗争基础比较好，这一带经济状况比之井冈山地区要好得多；同时地理上为闽粤赣三省边界地带，这里崇山峻岭，地势险要，易于割据。特别是到了汀州后知道国民党军阀混战在即，便于红军的行动和发展。毛泽东等遂于1929年3月20日在长汀决定利用国民党军阀混战这一有利时机，“以赣南闽西二十余县为范围，从游击战术，从发动群众以至于公开苏维埃政权割据。”随后，又于4月5日在瑞金提出了“争取江西，同时兼及闽西浙西”的战略方针，并将建立赣南、闽西革命根据地作为这一战略方针的重要组成部分和前进的根基。

提出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革命道路理论。毛泽东通过进军赣南、闽西近一年来的革命实践和调查研究，对建立农村根据地、实行工农武装割据的认识，与井冈山时期相比，又有了新的深化和飞跃。他于1930年1月4日晚在上杭县古田赖坊村协成店给红四军一纵队司令员林彪的复信中，充分地论证了建立红色政权和扩大红色武装对中国革命的极端重要性，明确提出了武装斗争、土地革命和根据地建设“三位一体”的红色政权理论的基本思想，深刻揭示了中国革命由小块红色政权到全国“星火燎原”的发展趋势和客观规律。毛泽东这封回信以党内通讯的形式发表，标志着中国革命“以乡村为中心”，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全国政权道路理论的基本确立和形成。

其二，党和军队的建设方面

总结了党和人民军队建设的理论。红四军自下山以来，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有所发展、蔓延，影响到建立赣南、闽西革命根据地战略方针的进一步贯彻。经过毛泽东的坚决斗争和中央“九月来信”及周恩来的正确指导，红四军前委于11月28日在汀州召开了扩大会议，具体研究红四军如何开好“九大”，很快统一了认识。随后10多天，毛泽东分别在汀州、新泉、古田等地分别召开各层次的代表调查会，还请来当地农民代表座谈，仔细了解部队和党内存在的各种问题，广泛听取群众的意见。集中群众智慧，为红四军党的“九大”起草了决议案，即著名的《古田会议决议》，使之成为我党我军建设的纲领性文献。

其三，有关政策方面

制定和不断完善城市政策。红四军首次入闽进占汀州城后，毛泽东感到亟须制定一些具体的城市政策。为此，他亲自起草并以红四军党部名义颁发了《告商人及知识分子》，明确指出了共产党人对城市的政策是“取消苛捐杂税，保护商人贸易”。并指出知识分子的出路：“只有参加工农革命”。1930年5月，毛泽东在寻乌第一次作了以城镇商业为中心的调查。1932年4月，毛泽东率领红军东路军打下漳州城后，又进行了深入的调查。通过多次的调查、总结，使城市政策得以不断完善。

制定流氓无产者政策。随着革命斗争的迅猛发展，在对待流氓无产者的问题上，在地方尤其红军中表现出许多不正确的观点。1930年6月，当毛泽东在长汀南阳（今属上杭）主持召开中共红四军前委和闽西特委联席会议听了邓子恢的汇报后，觉得这些错误观点如不加以克服，流氓成分不加以改造，则势必影响到革命斗争的前途。便在这次会上根据调查得到的许多材料，具体分析了流氓这个阶层，会议专门作了《流氓问题》的决议，提出了党对流氓的总策略是“把流氓从统治阶级底下夺取过来，给以土地和工作，强迫其社会条件，使之由流氓变为非流氓”。这是我党土地革命史上第一个专门解决流氓无产者问题的文件。

不断完善并确立了党的土地革命路线和政策。毛泽东通过在赣南、闽西进行大量的调查研究和具体实践，不断总结土地革命的经验。1929年4月，毛泽东在兴国根据中共六大决议和实际情况，制定了兴国县《土地法》，把井冈山《土地法》中“没收一切土地”，改为“没收一切公共土地及地主阶级的土地”。7月，在毛泽东的指导下，中共闽西“一大”总结了闽西土地斗争经验，大会作出的《政治决议案》和《土地问题决议案》，对没收和分配土地的许多具体政策，有了新的发展。随后，毛泽东又根据调查所得，不断加以完善，及至1930年底、1931年初形成了中国共产党的一套完整的土地革命的路线和政策。

其四，根据地建设方面

指导经济建设。毛泽东认为，经济工作与革命战争同等重要，强调武装斗争的发展，红军的壮大，必须要有经济作依托。没有经济力，红军游击队、革命政权就无法存在。所以，他历来重视经济工作，善于总结经济战线上的经验。如在上杭苏家坡，他提出平抑粮价，成立粮食合作社，稳定群众生产、生活问题；在才溪，他提出发挥妇女作用，组织起来搞生产，要求把“耕田队”提高为“互助组”。他在1934年1月召开的中华苏维埃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中提出的有关经济方面的内容，是对中央苏区经济建设方面的经验总结，这些方针政策对整个苏区的经济建设起了重要的指导作用。

强调必须关心群众生活。毛泽东在调查中，发现汀州市苏维埃政府某些领导人存在着官僚主义作风，他们只知下命令，只知往下摊派各项工作任务，不做宣传发动工作，不关心群众的生产和生活，不解决群众缺米、缺盐、少柴等实际生活问题，便热情教诲他们要注意经济工作，关心群众生活，切实解决群众的穿衣、吃饭、住房、柴米油盐、疾病、婚姻等等问题。经过几个月的调查，毛泽东全面掌握了汀州市有关经济方面的情况，为后来起草中华苏维埃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工作报告，提供了大量可靠的第一手材料。

总结推广先进经验。毛泽东于1933年11月深入苏区模范乡长冈乡、才溪乡作典型调查。他在调查中总结出这两个乡先进经验的特点是：宣传教育工作好，生产组织得好，群众生活安排得好，公债推销得好，参加红军踊跃等。在随后写下的《长冈乡调查》《才溪乡调查》报告中，毛泽东把调查同总结工作经验结合起来，把调查同宣传推广先进经验结合起来，把调查同批评官僚主义结合起来，并把调查研究与党的群众路线联系起来，阐述了党的群众路线的极端重要性。后来，毛泽东把这两个乡的先进经验经过“二苏大”推广到全国各个苏区。

（作者系龙岩市党史和地方志研究室原主任，二级巡视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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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种调查的技术

毛泽东《反对本本主义》一文中提到的七种调查的技术：

1.要开调查会作讨论式的调查

只有这样才能近于正确，才能抽出结论。那种不开调查会，不作讨论式的调查，只凭一个人讲他的经验的方法，是容易犯错误的。那种只随便问一下子，不提出中心问题在会议席上经过辩论的方法，是不能抽出近于正确的结论的。

2.调查会到些什么人？

要是能深切明了社会经济情况的人。以年龄说，老年人最好，因为他们有丰富的经验，不但懂得现状，而且明白因果。有斗争经验的青年人也要，因为他们有进步的思想，有锐利的观察。以职业说，工人也要，农民也要，商人也要，知识分子也要，有时兵士也要，流氓也要。自然，调查某个问题时，和那个问题无关的人不必在座，如调查商业时，工农学各业不必在座。

3.开调查会人多好还是人少好？

看调查人的指挥能力。那种善于指挥的，可以多到十几个人或者二十几个人。人多有人多的好处，就是在做统计时（如征询贫农占农民总数的百分之几），在做结论时（如征询土地分配平均分好还是差别分好），能得到比较正确的回答。自然人多也有人多的坏处，指挥能力欠缺的人会无法使会场得到安静。究竟人多人少，要依调查人的情况决定。但是至少需要三人，不然会囿于见闻，不符合真实情况。

4.要定调查纲目

纲目要事先准备，调查人按照纲目发问，会众口说。不明了的，有疑义的，提起辩论。所谓“调查纲目”，要有大纲，还要有细目，如“商业”是个大纲，“布匹”“粮食”“杂货”“药材”都是细目，布匹下再分“洋布”“土布”“绸缎”各项细目。

5.要亲身出马

凡担负指导工作的人，从乡政府主席到全国中央政府主席，从大队长到总司令，从支部书记到总书记，一定都要亲身从事社会经济的实际调查，不能单靠书面报告，因为二者是两回事。

6.要深入

初次从事调查工作的人，要作一两回深入的调查工作，就是要了解一处地方（例如一个农村、一个城市），或者一个问题（例如粮食问题、货币问题）的底里。深切地了解一处地方或者一个问题了，往后调查别处地方、别个问题，便容易找到门路了。

7.要自己做记录

调查不但要自己当主席，适当地指挥调查会的到会人，而且要自己做记录，把调查的结果记下来。假手于人是不行的。

毛泽东一生对调查研究极其重视，认为“调查研究极为重要”，他不仅把调查研究看作一切工作的基础，而且把调查研究当作各级干部必须练就的基本功。毛泽东本人就是调查研究的行家和高手，他在极其繁重的革命和建设工作中，亲自做过无数次深入细致的调查。其中大革命时期和中央苏区时期形成的调查报告至少有七篇，后来收入《毛泽东农村调查文集》，分别是：《中国佃农生活举例》（1926年）、《寻乌调查》（1930年5月）、《兴国调查》（1930年10月）、《东塘等处调查》（1930年11月）、《木口村调查》（1930年11月）、《长冈乡调查》（1933年11月）、《才溪乡调查》（1933年11月）。

（来源：《光明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