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央“九月来信”主要精神

中共闽西特委机关旧址（树槐堂）全景 胡家新 摄

勇敢冲锋（影视图）

中央“九月来信”影印

■曾汉辉 邓宇河

1929年8月陈毅到达上海后，用了不到一周的时间，接连撰写了《关于朱毛红军的历史及其状况的报告》《关于朱毛红军的党务概况报告》《关于朱、毛争论问题的报告》《关于赣南、闽西、粤东江农运及党的发展情况的报告》和《前委对中央提出的意见——对全国军事运动的意见及四军本身问题》5份总计近5万字的书面报告（即“五万言报告书”）。这些报告对红四军的战略战术、组织编制、政治工作、政策策略、斗争艺术等方面都作了全面、客观的陈述。陈毅把“五万言报告书”呈交中央之后，党中央极为重视，决定召开政治局临时会议，专门进行讨论研究，由陈毅作详细汇报。

8月29日，党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总书记向忠发和政治局委员李立三、周恩来、项英、关向应等人参加了会议。会上，陈毅就红四军的具体情况和毛泽东、朱德之间的争论作了详细汇报。会议认为，红四军的经验很有意义，而存在的问题亟须解决，于是决定由李立三、周恩来和陈毅组成一个委员会，由周恩来作为召集人，就有关问题进行深入的讨论审议，并起草一封指示信经政治局讨论通过后发给红四军。随后，周恩来、李立三和陈毅多次进行深入交谈，共同探讨红四军问题，在周恩来等人的帮助下，陈毅逐步认识到自己存在的错误和问题，思想境界得到了飞跃，开始对自己的错误观点进行修正。陈毅转变思想观念后，周恩来让他在中央“八月来信”的基础上，根据中央军事会议和这段时间几次谈话精神，代党中央起草一封《中共中央给红军第四军前委的指示》（即中央“九月来信”）。陈毅起草的指示信得到了周恩来的充分肯定：很好，就是这个意思。指示经9月28日由党中央政治局讨论通过后，交由陈毅带回红四军前委。

“九月来信”全文约8000字，分为“目前军阀混战的形势”“红军的根本任务与其前途”“红军发展方向及其战略”“红军与群众”“红军的组织与训练”“红军的给养与经济问题”“红军中党的工作”“朱毛问题”“红军目前的行动问题”等9个部分。

　　1. “目前军阀混战的形势”

“九月来信”在“八月来信”指出中苏之间为了中东路事件的冲突而强调“武装保卫苏联”的基础上，进一步强调“中东路问题是帝国主义联合进攻苏联的露骨表现......”接着重点分析各帝国主义在华利益的争夺、蒋桂冯阎各派军阀之间矛盾以及引起混战的复杂因素，指出不管敌人内部如何争斗，但是各派军阀抓紧剥削工农、打击革命势力和“会剿”红军的目标上是一致的，要求红四军前委纠正“过去尝根据红军近邻军阀的行动来判断整个统治局面稳定与动摇”的不正确做法，“认识整个的敌人的形势”，对敌人的“三省会剿”必须“采取坚决斗争的前进精神”，团结广大群众予以击破，“不要存丝毫退却苟全的犹豫念头”。指示信还在党的文件中第一次把农村革命斗争提到一个很高的高度，指出：“先有农村红军，后有城市政权，这是中国革命的特征，这是中国经济基础的产物。如有人怀疑红军的存在，他就是不懂得中国革命的实际，就是一种取消观念。”

2. “红军的根本任务与前途”

规定了红军的三项基本任务：一、发动群众斗争，实行土地革命，建立苏维埃政权；二、实行游击战争，武装农民，并扩大本身组织；三、扩大游击区域及政治影响于全国。指示信还对红军是否应该固守一个地区实行割据的问题，结合罗霄山脉政权经验给予了明确回答：在统治阶级政权未崩溃以及革命高潮未到来的时期，应该采取经常游击的政策，若停留在一个地区“必然陷于失败”，而“在一省或几省以上的政权就不然，因为它有一个比较足以维持的经济基础，自然有可能作为一个发展或保持的根据地”。

3. “红军发展方向及其战略”

指出“红军发展的方向，应该向着群众有发展斗争可能的地方，去扶助其发展，使当地的革命斗争深入”，并对缺乏斗争的边境、敌人军事力量空虚地带、力量较小的敌人、兵力较强的敌人分别提出了具体政策，强调红军要从斗争中锻炼自己。关于红四军内部关于分兵与集中的争论问题，指示信指出：“分兵与集中只是某一个时期中的工作方式的利便问题，绝不能把红军四军分成几路各不相属的部队，这样就是分散而不是分兵，或者把红军四军分小，化成无数的游击队而不相联属。两者皆是取消观念”，强调要灵活运用打圈子政策以及“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办法，“实行游击以求本身的扩大”“集中力量去实现党的政治口号以发动群众斗争”。

4. “红军与群众”

对红四军“过去忽略了所到地区之群众的日常斗争”进行批评，要求红四军经过群众未曾得到发动的地方，“应该细心去了解群众日常生活的需要，从群众日常生活斗争引导到政治斗争以至武装斗争”，从而把广大群众团结在党的周围，并与当地的群众组织“发生密切联系”，扩大红军的政治影响，从一切斗争中帮助群众建立自己政权的基础。对于红军如何做好群众工作，指示信重点强调了六个方面：第一，关于调查工作，前委应指定专人切实去做；第二，关于宣传工作务求其扩大，不要只限于红军游击区域以内，可用寄信方法及于大都会的群众，则影响更大；第三，关于组织工作，要重视平常有助于革命的临时组织，用各种方法建立起联系；第四，关于肃清反革命工作，要经过群众组织来执行；第五，关于筹款工作，也要经过群众路线；第六，关于武装工作，要认识到红军与工农的武装力量是相辅相成的，把群众与红军分做两个东西，有根本不相信群众力量的危险。

5. “红军的组织与训练”

从“红军扩大问题”“红军的成分与来源”“组织系统与编制”“党代表制度”“兵委的组织”“政治工作”“军事训练”“军队中民主化问题”“妇女参加红军的问题”“红军的纪律与处罚”10个方面作出明确指示，强调要发动工农群众自动参加红军，收纳“广大的破产农民”，但必须“加强无产阶级意识的领导”；明确规定“红军由前委指挥”，把党代表制度改为政治委员制度；要求进行严格的军事训练；指出军队中民主化要有限度，民主化只能在集中指导下存在；要求扶助农村的妇女运动；要让士兵自觉遵守纪律，废除肉刑。

6. “红军给养与经济问题”

作出了6条具体指示，规定了筹款要经过群众路线，把没收地主豪绅财产作为红军给养的主要来源，不侵犯工农及小有产者的一般利益等内容。

7. “红军中党的工作”

从8个方面作出具体指示：党的组织系统可以保留现有状态，前委之下不设军委，党在军队中采取秘密形式；党不直接指挥军队，而经过军部指挥军事工作，经过政治部指挥政治工作；绝不能动摇“党的一切权力集中于前委指导机关”；重视做好青年工作；“党只能经过党团作用作政治的领导”，“一切工作归支部这个口号是对的”；坚决肃清取消观念、分家观念、离队观念、缩小团体倾向、极端民主化等错误思想；暂不成立边界特委；前委在红军经过区域与地方党部要建立密切联络。

8. “朱毛问题”

对红四军“七大”在处置毛泽东、朱德分歧问题的缺点提出了四点批评：一、交下级自由讨论，客观上有放任内部斗争、关门闹纠纷的精神，前委自己应对这个错误负责；二、没有从政治上指出正确路线，只是在组织上来回答一些个人问题；三、削弱了前委领导，助长了极端民主化的发展；四、没有顾及政治影响，公开摆到群众中任意批评，影响了二人在群众中的威信，而且一般同志的批评多是唯心推测，没有从政治上检查他们的错误，有使纠纷加重。接着，指示信详细指出了“朱、毛两同志工

作方法的错误：第一，两同志常采取对立的形式去相互争论；第二，两同志常离开政治立场互相怀疑猜测，这是最不好的现象。两同志的工作方法亦常常犯有主观的或不公开的毛病，望两同志及前委要注意纠正这些影响到工作上的严重错误！”然后，提出解决方案：“前委应立即负责挽回上面的一些错误：第一，应该团结全体同志努力向敌人斗争，实现红军所负的任务；第二，前委要加强指导机关的威信，与一切非无产阶级意识作坚决的斗争；第三，前委应纠正朱、毛两同志的错误，要恢复朱、毛两同志在群众中的信仰；第四，朱、毛两同志仍留前委工作。经过前委会议，朱、毛两同志诚恳接受中央指示后，毛同志应仍为前委书记，并须使红军全体同志了解而接受。”

9. “红军目前的行动问题”

对红四军在“军阀战争开始”到“军阀战争结束”的行动作出具体指示，再次强调“红军一切行动要避免单纯的军事行动，要与群众斗争取得密切联系”。

指示信末还指出“详细解释及具体办法已向陈毅同志面谈，当由其口达前委及全军同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