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曾汉辉 邓宇河
中央“九月来信”在推动召开古田会议的过程中起着不可替代的关键性作用。
首先，“九月来信”明确支持毛泽东的正确主张，确立了毛泽东在红四军前委的核心领导地位。党中央清醒地认识到解决红四军内部分歧问题，关键是要解决毛泽东、朱德之间的矛盾问题，只有这样，才能把红四军团结起来，共同应对面临的复杂问题，才能执行好红四军的重大任务。党中央对毛泽东提出的“工农武装割据”和红军建设的基本原则给予充分肯定，并纠正了“二月来信”时要求毛泽东、朱德离开红四军到党中央工作的指示，明确提出二人仍在红四军前委工作，毛泽东仍为前委书记，强调“须使红军全体同志了解而接受”，并把刘安恭调回中央（刘安恭同年10月在出击东江战斗中牺牲）。陈毅在上海期间，周恩来在了解了红四军的情况后，对他说，要把毛泽东同志请回来，强调要召开一次会议，统一思想，分清是非，巩固红四军的团结，维护毛泽东、朱德的领导。陈毅启程返回闽西时，周恩来又专门再次嘱咐。正是确立了毛泽东在红四军的领导地位，才使红四军重新又有了“领导的核心”，为古田会议的召开提供组织保证，也为毛泽东系统总结红四军建党建军的经验教训并形成《古田会议决议》创造了必要的条件。
其次，“九月来信”使红四军领导人达成共识，为全军统一思想奠定了基础。通过上海之行，陈毅的思想已经与党中央形成
一致，他把指示信带回红四军前委时还说，毛泽东同志说“陈毅主义”是非无产阶级的东西，我这次回来，也要和同志们一起打倒这个“陈毅主义”。朱德看了“九月来信”后，深受启发。其实在红四军出击闽中不利、回师闽西，随后又召开红四军党的“八大”时，朱德就已经感到红四军的工作不能离开毛泽东。中央指示信让朱德醒悟，他和陈毅联名给毛泽东写信，正式表达了他的诚意。而中央对问题的处理，也使毛泽东佩服而感动。宽容和肩负的革命重任让三位红四军领导人达成思想共识，这为红四军内部统一思想奠定了基础。11月28日，毛泽东写信向中央报告：“我病已好，遵照中央指示，在前委工作。”“四军党内的团结，在中央正确指导之下完全不成问题。陈毅同志已到，中央的意思已完全达到。”
再次，“九月来信”为彻底解决红四军内部问题指明了方向。11月28日，红四军前委召开扩大会议通过三项决议：一、召集中共红四军第九次代表大会；二、用各种方法建立红四军的政治领导；三、纠正党内各种错误倾向，扫除红军内部的封建残余制度（废止肉刑、禁止枪毙逃兵等）。随即，红四军前委着手筹备中共红军第四军第九次代表大会，经过“新泉整训”等前期准备工作后，会议于12月28日在上杭古田胜利召开。
“九月来信”精神是《古田会议决议》的重要依据。
毛泽东回到红四军前委领导岗位后，按照中央“九月来信”精神，结合红四军的实际情况，通过召开各种座谈会深入进行调查研究了解情况，起草了《古田会议决议》。将二者加以对照比较，可以发现，它们是一脉相承的，《古田会议决议》吸收了“九月来信”的思想和观点，并加以系统概括，形成了我们党和军队建设的一个重要纲领性文献。从这个意义上说，“九月来信”是《古田会议决议》的思想基础和重要依据。
如，关于“红军的任务”。《古田会议决议》综合了“九月来信”中红军的三项基本任务以及“红军与群众”部分中注重发动群众的观点，深刻地指出“红军决不是单纯地打仗，它除了打仗消灭敌人军事力量之外，还要负担宣传群众、组织群众、武装群众、帮助群众建立革命政权以至于建立共产党的组织等项重大的任务。红军的打仗，不是单纯地为了打仗而打仗，而是为了宣传群众、组织群众、武装群众，并帮助群众建立革命政权才去打仗的，离开了对群众的宣传、组织、武装和建立革命政权等项目标，就失去了打仗的意义”。这从党和红军的宗旨的高度，对红军的根本任务进行了理论上的概括，为革命斗争指明了方向。
再如，关于纠正党内错误思想。“九月来信”明确阐述了党内错误思想的表现、原因分析、解决办法。《古田会议决议》明确指出，“大会根据中央九月来信的精神，指出四军党内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的表现、来源及其纠正方法，号召同志们起来彻底地加以肃清”，从单纯军事观点、极端民主化、非组织观点、绝对平均主义、主观主义、个人主义、流寇思想、盲动主义残余8个方面对指示信中指出的问题进入了更加系统、更加深入的剖析，逐一提出具体纠正办法。
此外，《古田会议决议》中关于加强党的领导、民主集中制等党的建设、军队建设、政治工作方面的内容，“九月来信”中都有明确的指示和阐述。
在中央“九月来信”精神的指导下，古田会议得以成功召开。会议确定了“思想建党、政治建军”等一系列重要原则，成为我们党和军队建设征程中永恒的光辉火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