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子恢的又一个雅号

邓子恢故居：新罗区东肖街道邓厝村隆德堂 宋客 摄

■向贤彪

2023年11月13日，闽西日报刊登了我写的《邓子恢的三个雅号》一文，这三个雅号是“游走郎中”“山歌部长”“农民知己”。闽西一位研究党史的文友读到此文，深以为然。他告诉我：邓子恢还有一个雅号，叫“孙悟空”——他看上去瘦得很，却足智多谋，料事如神，办法又多又好。

众所周知，孙悟空是《西游记》中的神话形象，他火眼金睛，神通广大，上天入地，无所不能，辅佐唐僧西天取经功不可没，是智慧、担当与正义的象征。而现实中的邓子恢遇事肯动脑筋，不盲目执行上级指示，总是根据实际情况作决策，站在历史正确的一边，全身心地维护党的利益，为人民群众办实事办好事，深得百姓拥护和爱戴。

1930年上半年，邓子恢等领导的闽西革命根据地进入黄金时期，在纵横800里、近百万人口的地区，建立了苏维埃政权，消灭了封建剥削制度，城乡呈现一片兴旺景象。然而，不久却受到左倾路线的干扰，红十二军在执行上级“出击广东东江”的命令中打了败仗。左倾路线的执行者不仅不接受惨痛的教训，还命令闽西新组建的红二十一军也去攻打广东。身为中共闽西特委书记、闽西苏维埃政府主席的邓子恢，不能不面对现实作冷静思考。

他对上级派来的代表说：“在广东，接近闽西的潮梅地区，敌人就有两个师的正规军2万多人，是红二十一军的4倍多，武器也超过了我们。这是没有胜利把握的仗......”上级领导不但不听其劝告，反而声色俱厉地责备道：“对上级的指示，不容怀疑，只有无条件地不折不扣地执行。否则，就撤你的职！”邓子恢却说：“我是党员，对党讲真心话，我要对党负责，对革命负责。党是代表人民利益的，党员对代表人民利益的命令要无条件服从，发现不切实际的决定，有责任向上级反映。”

然而，上级派来的代表，还是贸然下达了“集中一切力量出击广东”的错误决定。在随即召开的会议上，邓子恢、张鼎丞等同志还是公开表明自己的观点：此时不是出击广东的时候，应该巩固根据地，向南发展。结果不仅正确意见没被采纳，邓子恢还被撤销了闽西特委书记、闽西苏维埃政府主席的职务，被调离闽西根据地，到人生地不熟的白区去工作。群众叹着气说：“完了，孙悟空被唐僧赶走了，妖魔要来了。”敌人却兴高采烈地说：“好了，孙悟空不在了，我们可以作法了。”执行错误路线的结果可想而知，闽西红二十一军刚进入广东大埔，就打了败仗，溃退回来。福建的敌人又趁机拦截，最后，全军只剩下400多人、800多支枪，使革命力量遭受重大损失。

当邓子恢受到错误路线处理时，老百姓叹息“完了”，敌人却幸灾乐祸地说“好了”，这充分说明，无论在老百姓眼里还是在敌人眼里，邓子恢都是孙悟空式的人物，这一点是被历史所证明、为人们所认可的。

闽西是一片红色的热土，从1926年建党点燃星星之火，到1949年全国解放，闽西党的旗帜始终高高飘扬，武装斗争从未间断，在一片白色恐怖中，创造了“二十年红旗不倒”的奇迹。而这一切，同邓子恢、张鼎丞等一批闽西革命根据地的开创者、闽西革命斗争卓越领导人的力挽狂澜密不可分。行走在这片红色土地上，先辈们的足迹清晰可见，他们既敢于斗争又善于斗争的战斗历程历历在目。

1928年3月4日，在中共龙岩临时县委领导人邓子恢、郭滴人、罗怀盛的领导下，龙岩县白土区后田乡的农民举行武装暴动，分了豪绅地主的粮食，烧毁了地契债据。后田这一把暴动之火，对福建全省革命斗争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1935年4月，主力红军长征后，张鼎丞、邓子恢、谭震林等成立闽西南军政委员会，恢复和建立了龙岩、永定、上杭等地方党的组织。而后，领导群众开展了一系列武装斗争、土地改革、生产自给等斗争，积蓄革命力量，保卫农民的土地。在这一历史时期，邓子恢一直利用“游走郎中”的身份宣传群众，用山歌唤醒民众，把根深深地扎在民众之中，因而不断获取智慧和力量。

被人们称为“孙悟空”的邓子恢，不仅在发动群众、组织群众，开展武装暴动，建立革命根据地方面有勇有谋，具有丰富的斗争经验，而且在维护农民切身利益、改善农民生活方面，他更是心系农民、讲究斗争策略和方法，成为我们党著名的农民利益维护者、农村工作卓越领导人，被称为“农民知己”。

抗日战争紧要关头，在接到中央命令、前往淮北路东主持党政工作的途中，一路上，邓子恢耳闻目睹洪泽湖周边农民生活贫困、境况凄凉，到达目的地后，即刻组织召开党的活动分子会议，传达华东局及刘少奇同志对开展皖东北地区群众运动的指示，研究部署减租减息、改善农民生活、巩固发展抗日根据地。会后，又抽调400多名干部组成工作队，具体指导这一斗争，很快打开工作局面，改善了农民生活，激发了群众参军支前的积极性，使皖东北抗日根据地得到巩固拓展。

全国解放不久，作为中南局军政委员会主要领导人的邓子恢，卓有成效地组织开展“三反”“五反”运动，始终注重按政策办事，坚持党的群众路线，在武汉市邮政局特别设置“一七零信箱”，接受人民群众的检举或控告，并亲自处理群众来信，有些重要信件还亲自回复。即使生病躺在椅子上，也要对秘书口述给群众的回信。这些做法，使他领导下的地区在“三反”“五反”运动中，始终保持了正确的方向，其经验得到党中央和毛主席的肯定和赞誉。

在担任中央农村工作部部长期间，邓子恢深入实际、调查研究，为了解决农民的生活困难、照顾农民吃菜等特殊需要，支持社员保留一部分土地即“自留地”。后来在人民公社化运动中取消自留地的做法，对农业生产和农民生活产生了不良影响。鉴于此，邓子恢建议恢复“自留地”。1959年6月16日，邓子恢在中南海游泳池遇到了毛泽东，在了解了毛泽东关于自留地允许各地因地制宜的意见后，邓子恢趁热打铁，一回到家就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实事求是地分析了保留自留地及“百分之五”比例的好处，得到了毛泽东等中央领导的认可，自留地就此被保留下来，并且发挥了其灵活经营、必要补充的比较优势，有效地维护了农民群众的利益。

这就是被人们称为“孙悟空”的邓子恢，他视野开阔、目光如炬，无论身处何种境遇，面临如何复杂的斗争局面，都能始终保持坚定的革命信念和清醒的头脑，从容应对、妥善处置；他既勇于斗争又善于斗争，无论在革命斗争时期，还是和平建设时期，都始终创造性地执行上级指示，实事求是、因地制宜，依靠群众打开斗争新局面；他身居高位、位高权重，始终保持公仆本色，涵养为民情怀，不遗余力地为群众办实事、办好事，即使冒着极大的政治风险也决不退缩、绝不后悔。概言之，是闽西这块热土注入他源源不断的精神滋养，是革命斗争的锻造铸就了他的赤胆忠心和铮铮铁骨，是一切为民、无私奉献的精神激励他无畏无私、勇毅前行。斯人已去，风范长存，新时代需要更多“孙悟空”式的干部，邓子恢就是屹立于我们面前的一面明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