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新视角看苏区艺术的价值 ——读《红土革命视听》

■ 郭培明

长期以来，学术界存在着一种观点，即以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标准来衡量红色文艺，以此认为革命根据地的文化人缺乏现代意识，知识分子与工农大众启蒙与被启蒙的位置倒置。黄科安教授在《延安文学研究》一书中指出，延安文艺家们在创作中突出了文学的政治性，凸显了建构现代民族国家的民族性与本土意识。表面上看，共产党政权在意识形态方面强调走向民间，似乎回归传统，但这正是建构具有现代内涵的现代性起点。从借用“民间”到改造“民间”到再造“民间”，是现代性传播的典型方式。由此，当年的文艺家们参与了建构党的主流意识的历史任务。

延安文艺话语体系的确立，标志性事件是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的发表。周扬认为，自从“讲话”以后，文艺创作就与革命的政策思想紧密联系在一起。强调文艺为工农兵服务的“讲话”当然不是一夜之间从天而降，寻找源头，王若伊在其著作《红土革命视听——中央苏区红色艺术传播研究》中提到：“苏区文艺是毛泽东文艺宣传思想的早期实践，此后的延安工农兵文艺体制的形成，《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皆萌发于此时。”她所说的这个“此时”，就是中央苏区时期。

《红》一书最初是王若伊博士论文的选题。中央苏区时期指的是1927—1937年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创建了一系列农村根据地，据此开展武装斗争，其中最重要的是赣南、闽西中央苏区。近年来，有关苏区的书籍出版不少，多数把研究重点放在文物发现考证、阶级斗争策略论述等方面。年轻的王若伊独辟蹊径，立足传媒生态，运用跨学科的研究方法，尤其是艺术学、传播学的视角，角度新，视野阔，体现出新一代学人的敏锐目光及扎实学养，开拓了苏区文艺研究的新疆域。

有人可能会发出疑问：红军战士多为农家子弟，文化程度不高，且在山区开展游击战争，常常居无定所，文艺对他们来说简直就是奢望。用今天的目光谈文艺，往往带着有色的眼镜，以为文艺只能是丰富生活的手段、精神享受的形式。而在当年，年轻的布尔什维克建立苏维埃政权，要实现英特纳雄耐尔，靠的是来自西方的马克思主义，是远大的共产主义理想，而根据地的军民要吃透理论并不容易，这就需要通过建设新文艺，借助群众喜闻乐见的形式，达到宣传革命、发动人民、鼓舞士气的作用。鉴于中央苏区当时的处境，红色艺术传播经历了艰难的探索与嬗变过程。王若伊运用艺术学、传播学原理，从诞生与雏形、发展与成熟、危机与沉潜几个阶段观察，重点分析了艺术传播话语的双重困境及其突围，突出了中央苏区在传播路径的选择、传播类型的转变以及传播群体的构成上取得的成果。

也许有人还会问：延安时期产生了许多文艺名篇，比如歌剧《白毛女》、秧歌剧《兄妹开荒》，比如丁玲的《太阳照在桑干河上》、周立波的《暴风骤雨》、赵树理的《小二黑结婚》，那么中央苏区文艺作品的影响力如何？作为农村革命根据地掀起的一场社会运动，红色艺术无论在静态与动态中都呈现出其独特的时代价值。红色漫画具有辛辣讽刺的特点，针砭时弊，简单易懂，为普罗大众所青睐。瞿秋白主编的《红色中华报》副刊就刊登过大量的红色漫画，影响很大。《红土革命视听》把红色建筑（如瑞金的中央政府礼堂、红军检阅台等）、徽章标识和出版物设计、街头壁画和书法石刻归入静态艺术形式，红色音乐、歌舞、戏曲、话剧等归入动态艺术形式，说明苏区时期的艺术传播形式是多样化的，是活泼生动的，因地制宜，因势而导，灵活运用，适应性强，宣传效果良好。当时的创作环境非常艰难，艺术表现形式受到条件制约，传播区域也多局限于红色根据地，因而战斗力体现才是艺术作品的最大意义。即使在红军主力被迫战略转移后，留守的游击队员仍然利用宣传画、油印报刊等手段，让敌人闻风丧胆、草木皆兵，也极大鼓舞了广大百姓，感觉红军还在身边，共产党就在身边。该书还以“大刀”等艺术符号为例分析了苏区视听景观：苏区时期闽西流行红军编排的《大刀舞》，抗日战争时期产生了著名的《大刀进行曲》，我们不能说后者的创作一定是前者的延续，但作为一种体现战斗精神的道具和意象，最先在苏区举起的“大刀”已经成为革命的象征并被广泛接受，则是不容置疑的。延安时期对苏区红色艺术的摒弃和继承，既是扩大抗战阵营的现实需要，也是构建现代国家民族话语体系的时代要求。

王若伊善于从新的维度重新审视苏区艺术史，站在新时代的高度观察历史现象，从而为史学研究服务当代文艺发展提供了启发与借鉴。毛泽东在中央苏区时期曾经多次指出，革命要靠枪杆子和笔杆子，《古田会议决议》就强调，要加强党对宣传工作的领导。从源头看，中央苏区从诞生起就开始了红色文艺的传播。书中通过语境分析、传播模式分析，论证了传播策略与社会效果的相关性，彰显了红色文艺在特定社会环境中为我党意识形态的传播和革命斗争的胜利作出的独特贡献。可以说没有中央苏区革命文艺的探索，就没有延安时期的革命文艺大发展。但由于中央苏区时期文物遗存缺失不全，加上烽火年代革命文人创作精力与水平有限，或许也有作者在资料搜集、田野调查方面还有不足，书中未能对产生较大影响的红色文艺作品进行典型个案剖析，多少使受众对当年的传播方式及传播效果缺乏更为具象的感知。

值得注意的是，书的最后部分，王若伊特别分享了她的研究启示，即红色艺术研究工作应重视审美性与政治性的理论平衡。艺术具有政治性，审美因素与政治因素谁是主导则要看具体的艺术创作活动，民族危急关头必须为政治话语腾出更多空间，因此我们对苏区艺术突出政治的特点更易于理解；同时应加强针对工农兵等底层社群的艺术活动研究，应重视苏区红色艺术资源的保护与开发利用。我们应该认识到，当代社会正处于一个全新的传播时代，要提升意识形态的主导权、话语权，就必须推动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正如作者创作该书的出发点与落脚点，关注革命老区的振兴发展，传承好红色艺术，发展好先进文化。

（作者系泉州市文艺评论家协会主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