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秋明
1934年10月，由于李德、博古等“左”倾冒险主义者的错误军事指挥，中央红军第五次反“围剿”失败，被迫离开赣南、闽西苏区，实行战略大转移。长汀籍开国少将钟池当时年仅19岁，奉命担任红一方面军政治部通讯连政治指导员，与连长、通讯员一起，研究最新通讯工具，保障指挥中枢的通讯畅通。
钟池的通讯连是长征前组建起来的，成员均为通信教导大队学员。他们学习非常刻苦，翻越老山界的行军途中，他们就蹲在路边练习收发报，听着蜂鸣器的发声，手在地上划着阿拉伯数字，当周恩来和朱德来到他们身边时也浑然不觉。朱德感慨地说：“好啊，有这股子劲就好办，什么技术也能攻下来！”
经过数期无线电训练班的培训，长征期间，红军无线通信已初具规模：报务、机务人员达200余人，拥有17个无线电分队和17部电台，初步形成三大主力部队相互联通、重点方向的军事指挥可以保障的基本态势。
红色电波的无形激荡，为红军长征胜利奠定了不可或缺的“信息优势”，成了真正的长征“耳目”。
1934年12月1日，红一方面军突破湘江，遭受严重损失，由8.6万余人锐减至3万余人。此时，党内“左”倾教条主义者不顾时局变化，仍然坚持向湘西转移与红二、六军团会合的计划。蒋介石判断出了红军动向，集结重兵于黔阳、洪江地区，布下“大口袋”，企图在此聚歼红一方面军。
危急关头，毛泽东提出改向敌人力量薄弱的贵州转移的主张，得到中央多数领导同志赞同。关键时刻，红色电波架起“空中桥梁”。中革军委通过三局无线电分队向各军团发出作战部署电报，钟池的通讯连彻夜忙碌着，传达毛泽东和中革军委的最新部署，并加强保密措施，为部队及时提供敌方情报。随后，红一方面军连续击败黔军王家烈、侯之担的堵截部队并迅速突破乌江，于1935年1月7日占领遵义，规避了一场灭顶之灾。
遵义会议期间，红军无线电部队遭遇血与火的考验。为了保持通讯畅通，钟池和他的战友们必须不间断地工作，为决策机构判断时局和战机及时提供最新情报，为各警戒部队及时传达最新指示。在这段特殊日子里，敌人不断派飞机来轰炸。在这种情况下，红军电台人员没有一次停止工作，没有一人去躲避轰炸。
红军“四渡赤水”期间，中革军委三局和各军团无线电分队通过快速收发电报上令下达、下情上报，仅总部与各军团之间就收发电报300余份，有力地保障了中革军委高效指挥3万多红军机动作战，跳出国民党40万大军的大包围圈，创造了战争史上的奇迹。
其中，二渡赤水令钟池印象非常深刻。那时，红一方面军来到了乌江边。乌江东西两岸，都有王家烈部队严密把守。红军便衣队在红一军团侦察科长刘忠带领下，夜袭施秉城，夺占了王家烈在乌江东岸的前哨。红军先头部队二师四团首先到达东岸，发现渡船都被拖至西岸。军团首长命令先头部队红四团政委杨成武，迅速组织扎竹排架浮桥。军团工兵连、四团在短时间内扎好竹排，实施架桥，二师、四师组织火力掩护，一天多的时间，浮桥架成，红军夺取了西岸守敌的阵地。
渡过金沙江，翻越大雪山，红军进入大草地。过大草地，可以说是红军万里长征最艰难的一程，这段历程令钟池终生难忘。几十年后，他在回忆文章里说：草地气候多变，早上是蒙蒙的大雾天，到了中午太阳高照，温度变得高起来，下午三点过后，气温突然下降，寒风呼号，有时还下起雨雪、冰雹。最艰苦的要算是晚上，茫茫草地，没有东西能遮风挡雨，同志们只好三五成堆，背靠着背互相取暖。长途跋涉，战士们本来身体就虚弱，加上寒冷饥饿交加，有些同志坐下之后就再也爬不起来了。
在长征的途中，无论面对多大的困难考验，钟池的通讯连总是能够圆满完成任务。红色电波在空中的无形传送，成为红军的“生死命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