龙岩与广州的革命情缘
图为黄埔军校旧址
（苏俊才）龙岩与广州虽然远隔千里，但是革命友谊早已把两地紧紧地连在了一起，两地的红色情缘，始结于近百年前轰轰烈烈的大革命时期。今年6月，经国务院同意，为支持革命老区振兴发展，国家发展改革委印发了《革命老区重点城市对口合作工作方案》，明确革命老区重点城市龙岩市与发达地区城市广州市建立对口合作关系，并把传承弘扬红色文化作为对口合作五个方面的首要重点任务。这是龙岩、广州两地再续割舍不断的前缘，将进一步深化两地情谊，在新时代传承弘扬红色文化，共同把先辈们开创的伟大事业推向前进，努力创造出无愧于时代、无愧于人民、无愧于历史的崭新业绩。这里撷取革命史上发生的几个片断，让人们更好地了解龙岩与广州的革命情缘。
投奔黄埔，立志军事救国
广州是中国近代史上民主政治的策源地，是中国民主革命的先行地，也是中国共产党早期主要活动中心点之一，在中共的历史中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
1924年1月，中国国民党在广州召开了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孙中山改组国民党，确定了“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建立了以国共两党合作为基础的革命统一战线，并在苏联和中国共产党的帮助下创办了培养革命军官的黄埔军校。孙中山委派蒋介石为校长、国民党左派领袖廖仲恺任校党代表。中国共产党派周恩来为政治部主任，叶剑英为教授部副主任，恽代英、萧楚女、熊雄、聂荣臻等共产党人先后在军校任政治和军事教官。黄埔军校初创时期，代表着中国革命的方向，吸引了当时大批中国最有才华的青年前来投奔。
当时，偏僻的闽西山乡也有一批有志青年，他们为了改变中国的现状，立志军事救国而报考黄埔军校。从现有保存的黄埔军校闽西籍学员录可查，从第一期至第七期闽西籍的学员就有54人，遍布在现龙岩市的各个县，其中以上杭、长汀、连城、永定等县居多。这些人在校期间，曾参加过香港罢工、广州各界群众联席大会和示威游行，以及东征，平定滇桂军叛乱、北伐战争等，在斗争中得到了锻炼，后来有的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有的参加中国工农红军，成了工农红军的骨干。如第四期龙岩籍学员林野，在校学习期间，加入中国共产党，参加北伐战争，后在中央苏区历任中国工农红军第十二军参谋长、红军军事政治学校训练部部长、公略步兵学校校长等职，致力为红军培养军事政治人才。在国民革命军中，也涌现出罗列、蓝和春(即蓝挺)等优秀的军事指挥官。第四期长汀籍学员罗列，在抗战时曾任国民革命军第一军少将参谋长、第三十四集团军参谋长、第四十八师师长、第一军中将军长，曾率部参加武汉会战和豫中会战。第三期武平籍学员蓝和春，曾任国民革命军陆军第四十九师参谋处主任兼第四团团长，1940年6月在湖北南漳抗战中阵亡，后被追认为少将。时势造英雄，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也能把闽西山乡的穷苦子弟造就为时代的英雄。
在广州黄埔军校校址内，至今还陈列着一块“陆军军官学校校歌”的石碑，这块碑写明是由中华民国于1927年6月16日立的，歌词作者为陈祖康。歌词的全文是：“怒潮澎湃，党旗飞舞，这是革命的黄埔。主义须贯彻，纪律莫放松，预备作奋斗的先锋。打条血路，引导被压迫的民众，携着手，向前行，路不远，莫要惊。亲爱精诚，继续永守，发扬吾校精神，发扬吾校精神。”
陈祖康是闽西漳平菁城人，1919年秋赴法国勤工俭学，1923年由留法时的同学熊雄介绍加入中国少年共产党，1924年6月转为中共党员。1924年获法国乌灵大学理科硕士学位，1925年夏毕业于法国西方工学院，并被聘为该院的助理教授。熊雄担任政治部副主任，继周恩来之后实际上主持政治部的工作，他多次去函去电，请陈祖康回国参加革命，陈祖康遂辞去工作，于1926年春离法回国，来到黄埔军校任少校政治教官。同年秋，黄埔军校第五期学员开学之前，熊雄找到陈祖康，认为他对诗歌独具专长，要他立即动笔撰写一篇校歌的歌词。陈祖康领受任务后，很快动笔写了歌词并交给音乐教官林庆梧(福州人)制谱。不久，他离粤赴闽，后于1927年春有学生自黄埔来见他时才知道写的歌词被采用了。
陈祖康到福建后，参加国民革命军东路军政治部的工作，后在闽南从事革命活动，曾任中共闽南临委常委、福建省临委组织部部长、代理福建临委书记等职。同年6月中旬投靠国民党张贞部，被中共福建临委开除党籍。他在国民党军中任过少将，1979年2月在台湾病故。大浪淘沙，陈祖康这位早期的共产党人，由于历史的局限和自身的因素，最终没能成为正义的代表者，反而与共产党分道扬镳，其教训是深刻的。
舆论先导，唤醒闽西大众
作为大革命风暴中心的广州，革命大潮汹涌澎湃，洪流滚滚势不可挡，很快席卷全国。此时，在上海寻求革命真理的武平籍青年谢秉琼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不久，根据中共三大的决定，他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后，奉命转往广州，任国民政府劳工部秘书，并任中共广州福建会馆支部书记。随即与在广州中山大学读书的修焕璜、温大明等武平籍学生，以及在穗的汀籍为主的福建青年学生联系，组建同乡会，投身到大革命高潮之中。
汀属各县虽属偏僻山区，但前往广州等地求学的青年不少，特别是长汀、武平、上杭、永定、连城诸县更多。他们之中的革命青年在接受革命思想熏陶后，立志改变家乡的落后面貌。为达到此目的，首先要造舆论。于是在1925年12月，旅居广州的汀属学生及进步人士，在谢秉琼、胡轶环（长汀人）、吴炳若（长汀人）的指导下，在中山大学法学院教室召开有三四十人参加的创办《汀雷》的筹备会议。会议由谢秉琼主持，并经众议决定在组建“汀雷刊社”的同时，出版《汀雷》刊物。大家推举谢秉琼、胡轶环两人为主编，吴炳若、陈伟、陈志生三人负责总务，筹备会还决定将社址设在中山大学法学院内。
图为《汀雷》杂志
《汀雷》于1926年3月创刊。谢秉琼在《创刊词》中对创办《汀雷》的宗旨、意义和任务作了阐述，认为：本刊负指导和宣传的使命，主张以革命的手段改造汀州社会。要如雷似的，霹雳一声，将吾汀人的迷梦打破；唤起吾汀人觉悟，实际地从压迫底下解放出来，永享平等自由的幸福。
《汀雷》办到1926年12月15日停刊，共出版9期，每期印数1000份，共刊登了100多篇文章。撰文作者多为汀属八县在广州求学的学生。《汀雷》自始至终遵循创刊宗旨进行宣传和鼓动革命。刊登了许多揭露反动派统治汀州的暴行，如《劣绅鱼肉平民的工具》《伤心惨目的汀州》等文章，以血淋淋的事实，揭露帝国主义、反动军阀、封建官僚、土豪劣绅鱼肉人民的罪行，似一声春雷，觉醒了沉睡中的闽西群众。《汀雷》在揭露黑暗的同时，号召汀州人民行动起来，求得自身解放。刊登了《农民求解放应有组织的结合》等文章，号召农民团结起来，投入农民运动洪流。此外，《汀雷》还十分重视对青年、妇女、工人、商民、知识分子等各阶层的宣传鼓动工作，取得了较好效果。
《汀雷》每期出版后和其他刊物一样通过邮寄、托运、夹带等各种渠道传至汀属各县和全国各地。《汀雷》出版的期数虽不多，但它与同时期创办的《岩声》《曙汀》等刊物一起，向闽西广大群众宣传革命思想，揭露了帝国主义、军阀、官僚、土豪劣绅的罪行和社会黑暗腐败的根源，以提高人民的阶级觉悟，激发了人民群众的革命斗志，从而为闽西各县共产党组织的建立，在思想上和干部上准备了条件。
工人领袖，遇害密沉珠江
1925年5月，第二次全国劳动大会在广州召开，建立了中华全国总工会。全总的成立，使中国工人阶级有了统一的组织和领导工人运动的总机关。此后，广州就成为大革命时期中国工人运动的中心。何耀全作为香港工团总会代表出席了这次大会，并当选为全总25位执行委员之一。
何耀全是中国早期工人运动的领袖之一，祖籍龙岩市永定区大溪乡坑头村和顺塘，生于广州。何耀全原姓杨，其祖父杨英杰因家贫外出谋生，一次出海遇风暴船破溺死，他父亲杨贵荣过嗣何家，从此改姓何。
何耀全烈士
何耀全童年时父母亲相继去世，15岁因贫辍学，16岁时在广州警察局任电话员，后在军队当文书。1921年，何耀全到香港电车公司当售票员，在苏兆征等成立的中华海员工业联合总会的影响推动下，他发动本行业职工，建立香港电车工业竞进会，并当选为委员。竞进会发动职工向当局提出增加工资30%等四项要求，何耀全作为全权代表与对方谈判，经香港当局华民政务司调停，谈判斗争获得胜利。
1922年1月，香港海员举行大罢工，何耀全发动电车工人举行同情罢工，援助海员。他草拟香港电车工会章程，再次要求提高工资，当选为工人代表，同资方交涉。经过56天的斗争，香港海员罢工取得了胜利，电车工人也获得增加工资10%的胜利。随后，他成功建立香港电车工会，并当选为干事，成为该会骨干之一。由于带领职工同老板斗争，何耀全被开除。他租种耕地度日。后在职工的强烈要求下，资方很快让他重返电车公司工作。由于何耀全在领导香港海员罢工中的出色表现，1925年五一国际劳动节在广州召开的第二次全国劳动大会上，何耀全当选为第一届中华全国总工会执行委员。会后，他重返香港，与全总执行委员苏兆征等一起，准备成立香港华工总工会筹备委员会，何耀全为筹备委员会委员。
最能表现何耀全作为工人运动领袖才能的是他参与领导的省港大罢工。这一罢工历时16个月之久，也是20世纪80年代以前世界工运史上时间最长的一次大罢工。省港大罢工被视为是五卅运动的延续，因为它发生的起因是省港工人为支援上海五卅反帝运动而发起的。五卅惨案以后，何耀全协助苏兆征、邓中夏、杨殷等发动香港工人在6月19日举行大罢工，抗议帝国主义的血腥屠杀。到6月底，省港罢工人数最多时达25万人。后来，罢工遭到港英当局镇压，他遂带领一部分工人转广州坚持斗争。随后，为领导反帝斗争，罢工工人成立了中华全国总工会省港罢工委员会，何耀全被选为副委员长。同年夏由苏兆征介绍，何耀全加入中国共产党，并任中共省港罢工委员会党团成员。他积极发动工人参加纠察队，封锁香港，查缉走私；同时，还组织3000多名罢工工人参加运输队、担架队等，支援东征和北伐。他做了大量出色的工作，受到了党组织和群众的赞扬。
1926年春，何耀全大力协助苏兆征开展香港工会统一运动。4月，香港总工会成立。何耀全被推选为委员兼交际部长。5月，他在广州出席第三次全国劳动大会，再次当选为中华全国总工会执委。1927年3月，苏兆征到武汉主持全总工作，省港罢工委员会日常工作由何耀全主持。
1927年“四一二”反革命政变爆发后，何耀全立即通知省港罢工委员会、全总广州办事处等部门的干部迅速转移，他自己则留在办公室处理应变事宜。4月15日，国民党在广州实行反革命政变。当天凌晨4时，何耀全不幸被捕，先被关在乐斯戏院，后转囚禁在广州警察局。敌人严刑拷打，逼他供出市内共产党组织情况。他铮铮铁骨，宁死不屈，决不泄漏党内秘密。4月22日，何耀全等被囚在南石头监狱，不久便被残酷杀害，秘密沉尸珠江，时年30岁。直到5月1日，此事才被《北京晨报》披露。
学成回乡，掀起革命高潮
1924年初，第一次国共合作正式形成以后，为了适应工农运动发展的需要，在中国共产党的推动下，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接受彭湃的提议，在广州创办了农民运动讲习所。从1924年7月到1926年3月，农讲所共举办六届学员班。广州农讲所名义上由国民党中央农民部主管，实际上由共产党人负责，教员大多为共产党人，学员也大都是共产党员、青年团员和进步青年。
农讲所第一届至第五届主要培养广东省及广西、湖南等8个省的农民运动干部。1925年五卅反帝运动期间，原在上海市一家条丝烟行当伙计的永定籍青年赖玉珊、赖秋实，由于积极参加上海市工人阶级领导的罢工、罢课、罢市斗争，而被老板解雇。同年6月，他们毅然离开上海到了南方革命根据地广州，寻找救国救民的道路。后经同乡介绍，于9月考入了彭湃在广州主办的第五期农讲所学习，成为这一期中唯一的两个福建籍学员。结业前，他们都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成为闽西最早一批的党员之一。
1926年4月，时任团两广区委干事的罗明奉中共广东区委的委派，到福建厦门招收第六届农讲所学员。经挑选，福建籍学员有10余人被录取，绝大部分是闽西籍的，其中龙岩县籍的有李联星、郭滴人、朱文昭、陈庆隆等4人，永定县籍的有王奎福、胡永东、温家福等3人，平和县籍的有朱积垒等。
图为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旧址
第六届农讲所从5月初开始为期四个月，由时任国民党中央宣传部代理部长毛泽东担任所长。农讲所针对学员都是刚参加革命的青年，需要进行以农民问题为中心的革命启蒙教育这一情况，对教学课程作了科学安排，教学内容主要包括革命理论和基础知识、农民运动的理论和实施方法、严格的军事训练以及社会活动和到海陆丰等地农村实习等。毛泽东、周恩来、萧楚女、恽代英等都亲自在农讲所讲过课。在学习期间，闽西籍的学员都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1926年7月，国民革命军在广州誓师北伐。为了配合北伐军的军事行动，第六届农讲所提前于9月初结业。在革命发展的大好形势下，中共广东区委决定把在广州农讲所学习结业的10多名福建籍学员，介绍到汕头地委并以中国国民党中央农民部特派员的身份派回闽西南各县从事国民党党务或政治工作，开展农民运动。这批人随北伐东路军回到原籍后，与先期在广州工作学习被派回闽西开展工作的共产党员一起，开始了建党工作，并把广州的革命火种燃向闽西大地，掀起了轰轰烈烈的工农革命运动。
1926年夏初，赖玉珊、赖秋实等与从厦门返回家乡的阮山、林心尧等一起，在湖雷乡羊头村的万源楼建立了中共永定支部，这是闽西建立的第一个中共组织。同年11月，胡永东与从厦门集美学校回乡的陈正等人一起，建立了中共永定金丰支部。同年12月，温家福、朱积垒等人也分别在上杭、平和两县建立了中共支部。陈庆隆等人于1926年11月成立中共龙岩县小组，1927年1月成立中共龙岩支部。各县党组织建立后，推动并领导闽西人民开展了反帝反封建的工农革命运动。
1926年12月，在共产党员谢秉琼等人推动下，先后在龙岩城设立了（龙）岩（漳）平宁（洋）政治监察署，在上杭城成立了长（汀）（上）杭武（平）永（定）政治监察署(后改组扩充为汀属政治监察署)，负责领导原汀属八县的社会运动。在中共闽西地方组织的推动下，先后在龙岩城和上杭县城召开会议，决定迅速在各县开展工农运动，并决定分别在龙岩、上杭开办岩平宁宣传人员养成所和汀属八县社会运动人员养成所。这两个养成所开办后，共为闽西各县培养180余名工农运动骨干人员，促使工农运动遍地开花，对大革命的成功开展提供了直接有力的支援，也为从大革命向土地革命战争的转变奠定了基础，准备了条件。
红都特使，血洒武平山乡
在闽西武平县西北部山区永平镇帽村村的一侧山上，矗立着一座巍峨的纪念碑，这是为了纪念在此地牺牲并安葬在这里的广州籍烈士许卓而兴建。至今，每年的清明节，当地的群众都要来到许卓烈士纪念碑前筛上一碗家酿米酒，少先队员献上一朵朵鲜花，以慰藉烈士的英魂。
图为矗立在武平县永平镇的许卓烈士纪念碑。图自网络。
许卓，又名许崇乾，1907年出生于广州市高第街许地的一个名门望族。自幼丧父，初中毕业后，由族兄许崇智送到日本士官学校学习军事。毕业后回国，献身革命事业。1924年冬加入中国共产党。不久，到法国勤工俭学。1926年秋回国后，经周恩来介绍，到国民革命军第四军叶挺独立团任排长，参加北伐战争。1927年12月参加广州起义。1929年6月，许卓从香港潜回广州，接受党组织的派遣，到广西俞作柏、李明瑞的桂军中任教导队政治教官，后随邓小平、张云逸率部抵达百色，参加了百色起义，任工农红军第七军教导队队长。1930年10月后，先后任红七军前委委员兼任第五十五团政委、红七军政治部主任。1931年春代理中共红七军前委书记兼政治委员。1931年7月率部到达中央苏区，获中共中央嘉奖“转战千里”“千里来龙”锦旗各一面。1933年，他先后被任命为工农红军总司令部参谋处处长、作战局局长，协助周恩来副主席、刘伯承总参谋长组织指挥红军，参与组织了许多重大战役，并以军委直属代表身份出席了全国第二次苏维埃代表大会。
中央苏区第五次反“围剿”开始2个月后，中革军委考虑到作为苏区反“围剿”东南前哨的武平一线力量薄弱，随时有可能被敌军突破防线，进而威胁红都瑞金和粤赣省门户会昌的安全。根据面临的严峻形势，中革军委和红军总司令部指派多谋善战的总部作战局长许卓担任检查团团长，红军总政治部组织部干事萧锋任党小组长，周碧泉为副团长，率三总部的同志连同警卫员共13人，深入到粤赣军区第三分区驻地帽村，检查第五次反“围剿”的防卫措施。
3月4日，肩负红都特使的特殊使命，许卓一行冒雨赶到粤赣军区三分区司令部驻地。在详细听取三分区司令员刘化生关于对敌第五次反“围剿”防卫措施落实情况汇报后，许卓提出要到敌钟绍葵部最为猖獗的交界地段中堡、孔厦观察。刘化生认为孔厦的敌情极为复杂，很危险，不能去。但工作一向严谨细致的许卓认为：第三分区是中央苏区南线山地的要塞，孔厦是要塞的前哨。最后，许卓坚持由他带领6个同志到孔厦看几个重点区。3月13日，许卓一行结束在孔厦的检查，午后起程回三分区驻地帽村，途经枫树岭时，遭国民党钟绍葵旅的便衣队和30多名大刀会的伏击。终因我寡敌众，许卓一行6人相继中弹牺牲。
萧锋和周碧泉将许卓等不幸牺牲的噩耗急电总司令部。周恩来、刘伯承接过电报，脸色骤变，沉浸在巨大的悲恸之中。周恩来亲拟回电，表示对许卓的哀悼，并指示因路远、目标大不能将烈士遗体运回瑞金，就地安葬，并指定萧锋接任检查团团长，继续完成任务。
3月15日午前，数千军民汇聚帽村，参加许卓烈士的追悼大会。追悼会由第三分区政委吴梅林主持，周碧泉在会上介绍了许卓的生平事迹。会上还宣读了周恩来副主席、刘伯承总参谋长的唁电。萧锋、周碧泉完成对三分区的检查后回到瑞金。周恩来、刘伯承表扬了检查团出色的工作，高度赞扬了许卓赤胆忠心、喋血奋战的一生。
许卓牺牲后，其家人及亲属一直不知。1949年解放大军胜利挥师南下之际，广州高第街许氏族人传出一则消息：“徐向前将军便是许崇朝。”思亲心切的许氏族人很想见到离家远走的许卓。广州解放后，许卓之兄许崇清才从周恩来、叶剑英的口中得悉许卓牺牲的确凿事实。
1979年10月的一天，武平县帽村的一个小山坡上，迎来了一位专程从首都赶来寻找许卓烈士忠骨的原北京军区装甲兵部队副司令员萧锋老将军。他多次提议要建立一座许卓烈士纪念碑或纪念亭，以教育后人。将军的愿望终于在12年之后实现了。1992年，中共中央办公厅批准中共福建省委呈报的关于武平县永平乡建立许卓烈士纪念碑的请求报告，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陈丕显、全国政协原副主席杨成武上将、原解放军装甲兵政委莫文骅中将等分别为纪念碑题词。青山有幸埋忠骨，为土地、为自由、为苏维埃献出了最后一滴血的年轻英烈许卓功名与青山共存。
编辑：赖珊盛 卢丽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