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岭会议

图为科岭会议旧址

1936年12月12日，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爆发。19日，中华苏维埃中央政府和中共中央发表《对西安事变通电》，建议立即召集和平会议，团结全国，讨论国策，共赴国难。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后，中共中央于1937年2月10日发表《中共中央给中国国民党三中全会电》，提出国共两党合作抗日的五项要求和四项保证，在全国引起了巨大的反响，进一步推动了国共第二次合作的进程。

但是，一直处在国民党军反复“清剿”之中的闽西南红军游击队，同中央的联系早已中断，无法直接获得中央的文件和指示。1936年9月，红四支队向南发展，打通了同中共闽粤边特委的交通联系，虽然从闽粤边特委处转来了一些中央文件，但往往因为几经辗转，已经过时，贻误了贯彻执行的时机。对中央从抗日反蒋到联蒋抗日的重大政策变动，闽西南军政委员会在相当长时间内并不了解，所以，直至1937年春，“还是忠实于执行中央过去‘反蒋抗日’的指示”，而落后于全国形势的发展。

尽管如此，闽西南军政委员会领导人始终关注着全国正在变化的新形势，他们从所能获得的香港、汕头和国民党的报刊上有关中共的消息报道中，分析和揣摩中央的意图，以敏锐的政治眼光，审时度势，联系闽西南斗争的实际，主动地决定闽西斗争的新方针，加紧开展抗日统一战线工作，以求在闽西实现停止内战、联合抗日的局面。

1937年2月初，闽西南军政委员会收到闽粤边特委转来去年中央发出的《关于目前政治形势与党的任务决议》等文件，便在2月下旬召集部分委员和附近县委负责人开会。会议举行了4天，着重检查了过去的策略路线，认为闽西南红军游击队在执行党的统一战线工作中，存在着“左”倾的关门主义、等待主义与右倾的机会主义、游击主义，因而阻碍了党的统一路线的正确顺利开展和目前粉碎敌人“清剿”的更大胜利。会议强调必须克服上述错误倾向，保证党的路线的正确执行。根据闽西南政治斗争的形势，会议于2月28日通过了《关于闽西南目前政治形势和党的任务决议》，决定大力发展闽西南的抗日统一战线，促成闽西南国防政府与抗日联军的建立，巩固与发展人民抗日根据地，加强党的建设，以适应全国抗日形势的迅猛发展。并“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闽西南军政委改名为中华苏维埃人民共和国闽西南军政委，抗日讨蒋工农红军改名为人民抗日红军，游击队改名为人民抗日义勇军”。这些决定表明，闽西南军政委员会顺应中央推动国共两党团结抗日的趋势向前迈进了一大步。

1937年4月间，闽西南军政委员会收到闽粤边特委转来党中央关于民主共和国的决议及中共中央南方临工委于3月5日《给闽粤边特委的指示信》，从中获悉中央的方针已由“抗日反蒋”转为“联蒋抗日”，国共两党高层谈判已经开始。来信明确在全国抗日救亡的新形势下，当前的方针已由抗日反蒋转为联蒋抗日，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要求南方党组织与红军游击队“应加紧共同一致动员，向国民党军队进行协作谈判”，并对谈判的内容作了原则指示。

为此，闽西南军政委员会即于4月25日，在永定与南靖交界的科岭下斜村紧急召开常委扩大会议。会议由军政委员会主席张鼎丞主持，邓子恢、谭震林、谢育才、温仰春、魏金水等同志参加了会议。

会议检查了军政委员会一年来因得不到中央的指示而执行了与中央不同的策略方针的问题，一致拥护中央的方针，讨论确定了闽西南在新形势下的行动方针，即积极动员、迅速开展“争取实现闽西内部和平”的运动，推动闽西地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以迎接全国团结抗日高潮的到来。会议决定，根据中央的指示精神和闽西南的实际情况，在闽西南迅速开展和平运动，以推动国民党抗战，迎接全国的抗日高潮。

会议确定了同国民党谈判的原则和要求：

国民党方面：1.国民党军队立即停止“清剿”，停止进攻红军和游击队；2.实行民主自由，发动人民都起来进行抗日战争；3.释放一切政治犯。

共产党方面：1.放弃苏维埃政权，包括各级军政委的活动；2.停止没收地主土地，停止打土豪、分田地；3.闽西南红军可改名为国民革命军或人民抗日武装，在政府统一领导下，共同抗日。

军政委决定派谢育才为总代表，负责与入闽粤军及六区行政专员公署谈判。同时，还决定将会议制定的方针政策，用宣言方式公布散发，号召各党各派各阶层人民一致行动起来，响应我党“停止内战、共同抗日”的主张，促成和谈。

这次会议是闽西南的革命斗争由“抗日反蒋”转入“联蒋抗日”的转折点，它为此后在闽西南实现第二次国共和谈奠定了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