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泉整训——为“古田会议”奠定思想基础

（吴广海）1929年是红四军关键的转折年。在这一年里，红四军分别于6月和12月两度在连城新泉进行整训。更有意义的是，这两次“新泉整训”又分别是在红四军党的“七大”和“九大”（即“古田会议”）前夕进行的。

第一次“新泉整训”是在1929年6月10日至17日，为期一周。第二次“新泉整训”是在1929年12月3日至13日，为期10天。红四军在两次重要会议之前都进行了整训，而两次整训的地点均选择了新泉，这不是偶然的。

首先，新泉的地理位置十分重要。新泉位于连城县南部，是闽西重镇，交通要隘。由新泉西出，可达长汀，并通赣南苏区。由新泉南下，可直抵闽西苏区的腹地（永定、上杭、龙岩），而且新泉与长汀、上杭、永定、龙岩四县的距离恰恰均在100公里左右。新泉是连接赣南与闽西两块苏区的战略枢纽。

其次，新泉的群众基础良好。新泉是中共在连城县最早建立党支部的地区，连城县的第一、第二个中共党支部均产生于新泉。

正因如此，毛泽东、朱德在第一、二次“三省会剿”前，都选择新泉作为落脚点，并在此进行整训，同时静观局势变化，以定行止。在新泉的两次整训都不是普通意义的整训，而是红四军党的“七大”和“古田会议”前的思想准备。

军委之争

1929年6月10日，红四军移驻新泉进行整训。期间，官兵围绕红四军“党内存在的争论问题”“努力争论”着。

这场争论是从五月下旬红四军二次入闽时开始的，促发这场争论的引信是关于红四军军委的立废问题。

红四军自1928年4月在井冈山成立，就成立过军事委员会（军委），毛泽东、陈毅曾先后任书记。11月6日，根据中央“六月来信”指示，重新组建了由中共中央任命的前敌委员会，以毛泽东为书记。同时，在前委之下设立军事委员会，由朱德任书记。

1929年2月3日，红四军在闽、粤、赣三省交界的罗福嶂山区召开前委扩大会议。毛泽东“感觉军委之重叠，遂决议军委暂时停止办公，把权力集中到前委。”这样，朱德的军委书记一职也就随之被“停止”了。军委被“停止办公”后，军委机关改为军政治部，毛泽东以前委书记、军党代表身份再兼任军政治部主任。

新泉旧貌

于是便有领导人对此提出了指责——“下井冈山后，权力都集中在前委，集中在书记一人身上”，并提出恢复军委以分散权力。

中央特派员刘安恭抵达红四军后，“前委兼顾不来，遂决定组织军的最高党部，刘安荣［恭］同志为书记兼政治部主任。”这样，“暂停”了三个月的军委便又恢复了。不过，恢复后的军委，书记却不是原来的朱德，而是新来到埠的刘安恭。同时，刘安恭还兼任红四军政治部主任一职（之前由毛泽东兼任）。甫抵苏区的刘安恭立即成为红四军的第三号领导人。

刘安恭和军长朱德既是同乡，又是留德同学，还是在川军工作过的同事。女红军曾志直言说：“他（刘安恭）与朱军长是同乡，在军阀部队又是同事，两人关系较好。”因此，“红四军领导人视刘安恭为得力助手，并鼎力推荐刘安恭担任红四军临时军委书记兼政治部主任的要职”也就不难理解了。

刘安恭是中央派来的，原本与红四军领导层历史上的意见分歧并无牵涉。可是，抵军中不足一月，刘安恭便开始介入红四军纠纷，并指责前委（毛泽东）“管得太多了，权太集中前委了……”。

5月23日，红四军攻占龙岩（一打龙岩）后，朱德与刘安恭同住在一个叫“裕源店”的三层小洋楼。当晚，朱德写就一份给中央的报告，汇报了“红四军从瑞金出发袭击龙岩的情况，以及下一步的行动计划……”。

以往红四军都是由前委向中央请示、报告的，并未有过由军司令部或军委单独向中央报告的先例。而此次朱德的报告，则撇开了前委和前委书记毛泽东，以（军长）朱德、（军委书记）刘安恭的名义联署上报中央（该报告被中央以《朱德来信》为题，刊登于《红旗》第25期）。

就任军委书记兼政治部主任后，刘安恭又在军委会议上作出规定：“前委只讨论行动问题，不要管其他事。”这个决定限制了前委的领导权，使前委无法开展工作。

新恢复的军委非但没能成为前委的得力助手，反而变成了分权的掣肘。刘安恭这个下级限制上级领导权的异常举措，无疑给了前委书记毛泽东当头一棒。因此，便产生了军委之争，并进而促发了关于建军原则的争论。

为厘清前委、军委的工作范围和职责，毛泽东于五月底在永定湖雷召开前委扩大会议。湖雷会议产生了激烈争论，最终未能取得一致意见。

6月1日，也就是朱德、刘安恭两人联名向中央发出报告一星期后，毛泽东在湖雷正夫楼给中央写了一份报告（即《红军第四军前委书记毛泽东给中央的报告》）。毛泽东一改过去以“前委”名义给中央报告的惯例，他在报告的落款处署名——“前委书记 毛泽东”。

6月8日，前委在白砂再次召开扩大会议。白砂会议由前委与军委的责权关系争论，进而发展成为军委机构的立与废问题。

在这个问题上，红四军的中、高层干部对此意见不一致。更重要的是，“在红四军主要领导人毛泽东与朱德之间也产生了分歧。”

毛泽东、林彪、谭震林、江华、蔡协民等人认为：红四军只有四千多人，“人也是这些人，事也是这些事”，在“前委之下、纵委之上硬生生地插进一个军委”使领导机构重叠，是形式主义。“军队指导需要集中而敏捷”，由前委直接指挥更有利于作战。因此，军委机构应当撤销。

而军长朱德等一些同志则支持刘安恭的意见。朱德坚持说：“军委恐怕还是得要，没有军委怎么能行呢？”他们说：“既名四军，就要有军委”，认为“建立军委是完善组织系统”，有利于遏制“家长制”和“书记独裁”现象。

毛泽东、林彪等人提出“撤销军委”的建议在41名与会代表中，获得了绝大多数人的支持。表决时，会议以36：5的绝对多数通过了撤销军委的决定。这样，刘安恭仅担任了一个月的军委书记一职就自然被撤销了。同时，会议还撤销了刘安恭兼任的军政治部主任职务（由一纵队党代表陈毅接任）。

军委虽然被撤销了，但由此引发的争论却没有就此停息。在表决后，“军内及主要领导人之间仍有不同意见”。而且，议论的话题已超出了军委问题，进而将红四军领导人在历史上的旧有矛盾再度牵扯出来。

毛泽东感觉到，现在的争论已经不再是单纯的军委存废问题了。他认为“少数同志们硬是要一个军委，骨子里是要一个党的指导机关拿在他们手里，以求伸张久抑欲伸的素志”，是以设立军委为名与党的最高领导机关（前委）分权。“在要不要军委这个具体问题的争论背后，实质上是一场关于党和军队关系问题的争论。”

有鉴于此，毛泽东在白砂会议上当场提交了一份书面意见，并将红四军党内存在的主要问题概括为四条。毛泽东申明，前委在组织上的指导原则根本发生问题，完全做不起来。接着，毛泽东出人意料地提出：不能担负这种不生不死的责任，请求马上斠换书记，让他离开前委。

见毛泽东提出“离开前委”，林彪担心出现“破坏党的团结一致”现象而又无人纠正。回到驻地后，林彪还是放心不下，他当即给毛泽东写了一封短信，并连夜派人飞马送交毛泽东。

信是政治部秘书长江华接收的。江华后来回忆说：“当天夜里，林彪给毛泽东同志送来一封急信，主要是表示不赞成毛泽东同志离开前委，希望他有决心纠正党内的错误思想！”

《给林彪的信》与《古田会议决议》一脉相承

1929年6月10日，红四军由白砂移师至新泉。在此之前，高层领导人（毛、朱）之间的争论还局限于支队以上干部层面。可在新泉为期一周的整训期间，“少数人还把党内分歧意见散布到一般指战员中去，情况日趋严重。”

刘安恭被撤销了军委书记和政治部主任职务，旋即又被军部任命为二纵队司令员。可是，二纵队司令员刘安恭竟跑到一纵队“暗中活动”，“拉拢军官攻击党代表”，并散布“朱同志拥护中央、毛同志不服从中央指示”等言论。

据时任一纵队党委秘书的欧阳毅回忆：“会上，林彪站起来与刘安恭针锋相对，指责刘安恭到一纵队拉拢军官攻击党代表，居心不良，还质问朱军长对此是何态度？”

毛泽东与朱德之间的矛盾已经扩散到了全军，并在红军基层官兵中引起了思想混乱。可当时的前委还要求涉及这场争论的三位主要领导人——毛泽东、朱德、刘安恭“各作一篇文章，表明他们自己的意见”，并号召全军“努力来争论吧！”

红四军官兵进行战术训练

毛泽东没有简单地撰写辩驳文章。6月14日，毛泽东在新泉“望云草室”给林彪写了一封长信，并籍给林彪复信的形式，全面分析和批判了红四军自朱、毛会师以来长期存在的各种“非无产阶级”的错误思想。

毛泽东认为，这“不是个人的和一时的问题，是整个四军党的和一年以来长期斗争的问题。”

毛泽东概述了这场争论的产生过程和历史缘由，历数红四军自朱、毛会师以来长期存在的种种错误思想，并将之归纳为十四条。其中包括：“个人领导与党的领导”“小团体与反小团体主义”“单纯军事观点”“流寇思想”等等。

毛泽东认为，在十四个问题中，“个人领导与党的领导，是四军党的主要问题”，“个人领导与党的领导的斗争，是四军历史问题的总线索”。而“他们”对“三大组织原则”（党的势力范围、支部的工作、党员个人自由）的攻击，“就是个人领导与党的领导争雄的具体的表现”。

毛泽东指出：“少数同志们硬是要一个军委，骨子里是要一个党的指导机关拿在他们手里，以求伸张久抑欲伸的素志”。

萧克曾说：“他在给林彪的信中虽然没有指名，也有呼之欲出之势。”萧还认为：“毛泽东此论一出，红四军党内争论更加激烈”。

最后，毛泽东还推心置腹地向林彪解释了自己“请求离开前委的”理由，他还申明：“自然我的工作我只能提出意见，决定要在党部，我没有离开一天仍旧可以随大家作思想奋斗一天！”

毛泽东在连城新泉给林彪写的这封长信不是一封寻常的个人书信。之所以没按前委要求“作一篇文章”，而采取与林彪通信的形式来阐明自己的观点，毛泽东显然力图避免在全军面前指名道姓地与朱德做正面交锋。而朱德也心领神会地同样采用给林彪回信的方式，对毛泽东提出的“三大组织原则”，一一进行了批驳。

毛泽东借助与林彪通信的形式，全面回顾了“朱毛会师”以来的历史，并尖锐地指出了红四军中存在的若干不正确思想。更重要的是，毛泽东通过此信“系统地提出了党对红军的绝对领导和红军建设的一系列根本原则”。

毛泽东在新泉给林彪之信的思想，大部分在红四军党的“七大”上被否定了。但经过其后半年时间的实践检验，毛泽东此信的主要内容都得到了红四军乃至中央的认可，并成为《古田会议决议》（以下简称《决议》）的基本思想。

新泉红四军士兵调查会旧址外景

比如，毛泽东6月14日在新泉给林彪的信中着重指出“单纯军事观点”这种错误思想。他说：“四军中向来就有一些同志是偏于军事观点的，与站在政治观点即群众观点上的人的意见不合，这是一个很严重的政治路线问题。”

毛泽东对“单纯军事观点”的批评意见，得到了中央的认可。中央在《九月来信》中指出：“凡红军一切行动务要避免单纯的军事行动。”

在《决议》中，毛泽东将“单纯军事观点”列为“各种非无产阶级意识不正确倾向”之首，认为“单纯军事观点在红军一部分同志中非常发展”。若照这种路线发展下去，便会有“以军队垄断政权，离开阶级地位之危险”。

为此，《决议》开宗明义地指出了红军的根本性质和首要任务：红军“是一个执行阶级的政治任务的武装集团”。

再比如，毛泽东在给林彪的信中，曾深刻剖析并严厉批评过“流寇思想”。他说：“流寇思想历来在红军中是很利害的”。毛泽东说：“流寇思想影响到政治方面的最显明的表现，就是罗霄山脉中段政权问题的不同的见解。”他指出：“湘赣边界割据问题在四军党内的一致仅仅是表面的罢了，骨子里面是有一部分同志时时刻刻要脱离边界的斗争”。

毛泽东在《决议》中进一步指出了“流寇思想”的种种表现，如“不愿做艰苦耐劳的帮助群众建立政权的工作。只想用流动方法去扩大政治影响”；“扩大红军的组织路线，不走由扩大地方赤卫队地方红军以至于扩大地方红军的路线。而走‘招军买马’‘招降纳叛’去扩大红军的路线”等。

红四军于1929年9月20日打下上杭以后，军部曾将土著军阀卢新铭残部一千余人全部收编。二纵队参谋长郭化若更将俘虏兵集中编为一个支队，“把抓来的俘虏一编，人家三个支队我也三个支队。”结果，红四军“冒进东江”失利后，在上杭收编的“卢新铭部俘虏来的士兵，天天开小差”，于是，便“常常捉来枪毙。每次出发差不多都要枪毙些逃兵，摆在路上示众，但逃兵仍然无法遏止。”这就是“招军买马”“招降纳叛”带来的恶果。

在古田会议前，红四军中“极端民主化”倾向十分严重。朱德在新泉给林彪的信中主张“实行自下而上的民主制”，反对“实行由上而下的家长制”。在朱德代理前委书记期间，“自下而上的民主制”曾得到了充分的实践——“前委什么事都是民主，大家要怎样干就怎样”，“一切问题都摆在会场上让大家来讨论”，而且“毫不准备意见，到会场来争，往往争议终日得不到一个结论。”而“前委的负责同志还以为要这样才对，才是由下而上的民主制”。“八次大会时为了一个红军法规中的党代表权力问题，讨论了两天仍旧没法解决，结果还是决定请示中央。”

在新泉时，毛泽东只是着重强调“大的问题”都是经过“集体讨论”的，“总是征求群众意见的”，旨在否认自己存在“家长制”。对“极端民主化”倾向，毛泽东当时还没理直气壮地予以批驳。

而周恩来在8月21日给红四军前委的信中则直接了当地指出：“玉阶（朱德）主张固然有极端民主化的倾向”，但是毛泽东也“没有勇敢地回答它（集权制）是在目前与敌人肉搏的环境中所绝对必需”的。中央《九月来信》中又明确指出：“先征求下级同意或者不作决定俟下级发表意见后再定办法”，“这就是极端民主化发展到极度的现象”。

毛泽东1929年6月14日在新泉写的《给林彪的信》（部分）

《决议》提到，“在接到中央指示之后，极端民主化的现象的确减少了。”不过，毛泽东认为，“但在实际上，这种减少，只是一时的和表面的减少罢了……，这就是说极端民主化的毒根还深种在许多同志的心中。如决议案之执行表现勉强的态度，就是证据之一。”

因此，《决议》对极端民主化错误提出了严厉的批评，它认为：“极端民主化的危险，在于损伤以致破坏党的组织，削弱以至完全毁灭党的战斗力”，极端民主化思想“客观上实在是反革命的一种。具有这种思想的人，若不努力纠正，任他发展下去，必然的要走到反革命的道路上去。”

1929年末，闽、粤、赣三省国民党军对闽西革命根据地发动第二次“三省会剿”。12月3日，红四军再次开往连城新泉，进行了10天左右的政治和军事整训。

与第一次“新泉整训”不同的是，第二次“新泉整训”期间，没有发生争吵，这是中央《九月来信》指示产生了作用。重返红军的毛泽东深入红军基层，“召开由支队、大队的干部和士兵代表参加的各种调查会，对红四军存在的各种错误思想及其表现进行调查”。

毛泽东通过调查发现，基层士兵对官长动辄施以肉刑体罚的旧军队恶习“充满了怨恨空气”，士兵说“官长不打士兵？打得要死。”调查结果显示，“各部队中凡打人最厉害的，士兵怨恨和逃跑的越多”。二纵队是红四军三个老纵队中战斗力最弱的，该纵队军官打人现象也是最严重的，逃兵也就最多。甚至，二纵队还发生过三起因不堪虐待而自杀的严重事件。此外，“秋收起义”出来的三纵队和新近组建的四纵队也不同程度存在打人现象，如三纵队某军官打得传令兵、伙夫、副官都当了逃兵。

在红四军的四个纵队中，一纵队的战斗力最强，其管理也是最好的。

为此，《决议》明确写明“废止肉刑”的条文，并提出了具体的纠正办法。毛泽东称之为“改革”。

有单纯军事思想的领导人认为，“军事是政治的领导”。因此，红四军曾一度“在组织上把政治机关隶属于军事机关”，主张“司令部对外”。

为确立党在军队中的绝对领导地位，《决议》专门做了一个单独的“决议案”——《红军军事系统与政治系统的关系问题》。这个《决议案》就长期争议不休的“军事机关与政治机关的关系”做了明确规定：“在高级机关政权建设［立］以前，红军的军事机关与政治机关，在前委的指导下，平行地执行工作。”

《决议》还进一步明确了政治机关与军事机关各自的职责分工，尤其对哪个机关对外问题作了明确规定，即“凡有全军意义的事项，如发布政纲等，军、政机关<会＞衔发布。”此外，在地方政权未建立之前，“红军政治部即代替地方政权机关。”

与此同时，《决议》还进一步明确：军事机关的一切命令，须有政治委员副署；而“政治机关的一切命令，政治部单独行使。”

这样，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型人民军队“政治建军”的“军规”，就通过古田会议决议建立起来了。

1929年6月22日在龙岩召开的红四军党的“七大”没能从根本上解决新型人民军队的建军原则问题，但这场争论却把红军初创阶段存在的种种弊端都摆了出来，这就为中央决策提供了难得的依据，同时也为半年后的古田会议积累了难得的经验和教训。

毛泽东在新泉给林彪的信（1929年6月14日）的基本思想与古田会议的精神是一脉相承的。

因此说“这封信是总结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军队建设经验的重要文献”，“是后来红四军党的九大即古田会议决议形成的基础”，这个评价是经得起历史检验的。

新泉，也因此留下了朱毛红军坚毅前行的历史脚印。（来源：红色文化周刊）

红土地网编辑 赖珊盛  卢丽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