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一名幸存者、幸运者、幸福者！” 张力雄将军亲历华家岭阻击战
■ 杨力仁
110岁的张力雄将军是全国唯一健在的参加过二万五千里长征的开国将军。他1913年出生于福建省上杭县，1931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32年参加中国工农红军，1934年任红一方面军第五军团第三十四师第一○○团政委。1934年10月，张力雄率部从江西兴国出发，踏上战略转移的征程。1936年1月，红五军团与红四方面军第三十三军合并为红四方面军红五军，张力雄任红五军第十五师第四十五团政委。
1936年10月，中国工农红军第一、二、四方面军在甘肃省会宁县胜利会师，结束了历时两年、伟大而艰巨的长征。中共中央发布《十月份作战纲领》，决定提前执行《宁夏战役计划》，以3个方面军合力夺取宁夏，打通苏联，实现西北抗日的新局面。
蒋介石为了阻击红军过河，将红军消灭于黄河以东、渭水以北地区，立即组织“通渭会战”，并飞临西安督战，调集胡宗南、王钧、关麟征、丁德隆、毛炳文、于学忠、王以哲等部25万大军，在西北“剿匪”军第一路军总司令朱绍良的指挥下，发起大规模的攻势。
恶战在即困难重重
为了确保三大主力红军会师后安全北上和顺利西进，根据红四方面军的作战部署，红五军奉命在甘肃省通渭县、会宁县交界的华家岭阻击敌人。10月20日，红五军第四十五团在团长叶崇本、政委张力雄的率领下，由甘肃省庄浪县、静宁县前进至通渭县华家岭。叶崇本、张力雄奉命赶到华家岭主峰区域大墩梁，参加红五军召开的作战会议。红五军军长董振堂、政委黄超、副军长罗南辉、参谋长李屏仁、政治部主任杨克明，以及各师师长、政委，各团团长、政委等参加会议。
董振堂高兴地说：“告诉你们一个喜讯，红军三大主力已经在会宁胜利会师了！华家岭阻击战将是我军参加长征的最后一仗。根据华家岭的地形地貌，我们决定采取前轻后重、梯次阻击的作战方案，第三十七团部署在华家岭脚下马营镇，作为第一道防线；第三十九团、第四十三团、第四十五团部署在大墩梁北山制高点官堡子周围，作为第二道防线，军指挥所设在大墩梁的土堡中。”
会后，张力雄、叶崇本带领第四十五团连以上干部勘察战场。大墩梁位于华家岭主峰区域，海拔近2000米，北邻厉河之源，南控西（安）兰（州）大道，一峰兀突，群山逶迤，沟谷纵横，岭梁交错，荒山秃岭，无险可守。
长征途中，红五军团是红一方面军的后卫部队，红五军是红四方面军的后卫部队，打阻击是红五军的强项。勘察战场后，张力雄知道华家岭阻击战将是一场恶仗。
第四十五团召开作战会议，叶崇本部署作战任务后，张力雄强调：“我们的对手是国民党第三十七军。无湘不成军，该军前身为湘军，曾参加对中央苏区的第四次、第五次‘围剿’，多次与我们交手，战斗作风凶悍，尤其善于攻坚。我们一定要打好这一仗，用实际行动来保证主力部队北上和西进。”
大战在即，部队面临的困难像华家岭一样压在张力雄的肩上：一是子弹奇缺。第四十五团1936年1月在四川省丹巴县组建后，几乎无日不行军，无日不作战，平均每支枪仅10余发子弹，消耗的子弹只能从敌人手中缴获。二是兵员不足。全团仅900余人，部队进入甘肃后，沿途虽然有一些群众参加红军，但是无法弥补战斗和疾病造成的大量减员。三是粮食匮乏。陇中地广人稀、生产落后，筹粮十分困难，部队只能靠土豆和野菜充饥，最好的时候每天也只能吃到“两稀一干”。
1929年12月，红四军党的第九次代表大会在张力雄的家乡上杭县古田召开（史称“古田会议”）。古田会议决议是红军建设的纲领性文件，张力雄视之为开展政治工作的基本依据。张力雄深知战时政治工作的重要性，他和营连政工干部深入一线，做好宣传鼓动工作。全团官兵在红军三大主力胜利会师消息的鼓舞下斗志旺盛、士气高昂，连夜构筑防御工事，抓紧做好战前的各项准备工作。
张力雄将军手绘的《我走过的红军长征路线略图》
顽强阻击显威风
1936年10月22日清晨，敌三十七军9个团排成4路纵队沿公路向华家岭扑来，一场空前激烈的阻击战在马营到大墩梁20多公里的山梁和沟壑间打响。当敌人进入伏击圈后，埋伏在华家岭公路两侧山头的第三十七团立即发起攻击，子弹、手榴弹雨点般地射向敌群，敌人当即躺倒一片，其他人赶忙散开，趴在马路两边开枪还击。
第三十七团立即吹响冲锋号，随着惊天动地的喊杀声，战士们潮水般地冲下山，迅速扑向敌人。敌人乱了阵脚，慌忙顺着公路向南逃跑，来不及逃跑的都举手缴枪，乖乖地当了俘虏。不到30分钟，一场漂亮的伏击战干净利落地结束了。
遭受重创的敌人立即组织反击，从兰州机场起飞的7架美制霍克战斗机沿着公路向西面飞来，在第三十七团阵地上空疯狂地投弹和扫射。敌机呼啸而去后，敌人步兵以整营、整团的兵力集中冲锋。第四十五团与兄弟部队轮番上阵，配合第三十七团在华家岭公路两侧与数倍敌人鏖战一天。第三十七团参谋长王力和100多名指战员牺牲。
张力雄密切关注当天的战况，及时与叶崇本研究对策，进一步完善阻击方案。深秋的大墩梁昼夜温差大，夜间气温降到零下5℃，官兵大多穿着从藏区带来的棕榈织成的衣服，只能靠在战壕里抱团取暖。
黎明时分，董振堂来到第四十五团阵地。张力雄是董振堂的老部下，他从红军学校毕业后分配到红五军团，4年里先后担任指导员、团政治处主任、团政委，离不开董振堂的培养和关心。董振堂关切地问道：“准备工作怎么样了？部队士气如何？”张力雄回答道：“各项准备工作已经就绪，在红军三大主力胜利会师的鼓舞下，部队士气高昂，我们有信心打好明天这一仗。”董振堂笑着说道：“你们团长、政委有信心，我就放心了。明天要注意节省弹药，把敌人放近了再打。”
10月23日，晨曦初露。战斗再一次打响，敌三十七军占据大墩梁南山，在猛烈炮火的配合下向大墩梁北山第五军阵地发起进攻。第四十五团阵地上顿时火光冲天，硝烟弥漫。当敌人炮火向纵深延伸时，张力雄命令全团官兵迅速进入阵地，为了节省极为有限的子弹，他要求一定要等敌人进入有效射程后再开火。
敌人在轻重机枪的掩护下冲向第四十五团阵地，500米、200米、100米……进入50米后，“打！”随着叶崇本的一声怒吼，机枪、步枪、手榴弹齐发，阵地前的敌人倒下一片，活着的连滚带爬抱头鼠窜。
敌人原以为经过两年“围剿”红军早已是强弩之末，不堪一击，没想到在大墩梁遭到如此顽强的阻击。随后又发起4次进攻，都被红五军打退。“受伤官兵，横抛山野，呻吟呼号，坐以待亡，殊觉惨痛”。
恼羞成怒的敌人再次调来战斗机。敌机在大墩梁上低空飞行，肆无忌惮地对红五军阵地进行俯冲扫射和轮番轰炸。第四十五团既没有藏身掩体，又没有防空武器，部队损失惨重，一营副营长和90余名官兵牺牲，全团一半的伙食担子被炸毁。
敌机投掷的一串炸弹直接命中红五军指挥部，年仅28岁的副军长罗南辉被炸得粉身碎骨。罗南辉是四川省成都人，1927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33年任红四方面军第三十三军副军长，1936年任第五军副军长。他智勇双全，关心部属，在官兵中享有很高的威信。他不幸牺牲的消息传来，张力雄非常悲痛，决心为罗副军长报仇。
大墩梁红军烈士纪念碑
狭路相逢勇者胜
敌人正面进攻受阻后改变战术，指挥一个营从第四十五团三营阵地侧翼迂回。如果敌人这一企图得逞，势必打乱全团防御部署。千钧一发之际，张力雄和叶崇本命令二营、三营固守阵地，他俩率领一营和特务连跃出掩体，向敌人猛扑过去。
狭路相逢勇者胜。敌我双方在大墩梁上展开一场惨烈的肉搏战。叶崇本手执一把寒光闪闪的大刀冲在队伍最前面，奋不顾身地向敌人砍去，一时血光四溅。张力雄从特务连战士手中抓过一挺轻机枪，大声喊道：“同志们冲啊，坚决打退敌人的进攻！”
敌军营长见状忙狂叫着：“给我打掉冲在前面的共匪军官！”激战中，张力雄突然感到右胸受到猛烈撞击，低头一看，右胸口袋里的一个土造笔记本被子弹打得粉碎。擦身而过的这颗子弹虽然没有打伤他，却把他身边的旗语兵小王左腿打断。张力雄端着轻机枪向敌人猛烈扫射，冲在最前面的敌人成片倒下。
战士们怒吼着“冲啊！杀啊！为罗副军长报仇！”的口号，向敌人展开猛烈的反击，大墩梁上血肉横飞、尸横遍野。敌人被红军锐不可挡的气势吓得掉头就跑，跑不了的就跪在地上直喊“饶命”，双手将枪举过头顶。
大墩梁战斗持续到下午5时多，红五军圆满完成红四方面军下达的“我军以控制西兰大路20日前在我手中，以运动防御手段尽量迟滞敌人前进，相机消灭敌人之一部为目的”的作战任务。董振堂下达作战命令，要求各团发起反冲锋，然后交替掩护，从毛牛川向会宁城方向撤退。在向会宁县城转移的过程中，第四十五团遭到敌机的轰炸扫射，又有10多名战士中弹牺牲。张力雄指挥部队匆匆掩埋好战友们的尸体，黄昏时全团才整队进入会宁县城。
1936年10月27日，朱德、张国焘致电中共中央、中央军委和毛泽东、周恩来：“五军此次在会宁一带激战两日夜，敌机7架轰炸，伤亡887人，炸毁与损失枪支380条，干部、弹药消耗、伤亡甚大，罗南辉同志牺牲。”
10月30日，张力雄率部跟随第五军从甘肃省靖远县虎豹口西渡黄河。11月11日，红四方面军河西部队改称西路军。1937年1月20日，第五军军长董振堂、政治部主任杨克明在高台血战中壮烈牺牲。张力雄在高台血战中身负重伤，在当地群众的掩护下侥幸脱险。1937年3月，第五军参谋长李屏仁身负重伤以身殉职。1938年初，第五军政委黄超被害，第五军5名军职干部无一幸存。
2017年3月，张力雄将军接受媒体采访，介绍华家岭阻击战中子弹从他胸前掠过的情况。 童一军 摄
77年后，张力雄在自己的百岁生日庆典上动情地说：“我是一名幸存者、幸运者、幸福者！”
张力雄将军简介
张力雄，1913年出生，福建省上杭县通贤乡障云村人。1929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1931年转入中国共产党，1932年参加中国工农红军。
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历任红一方面军第五军团第三十四师第一○○团指导员、政治处主任、团政委，红五军团教导大队政委、随营学校政委，红四方面军第五军第十五师第四十五团政委。参加了中央苏区第四、五次反“围剿”作战和二万五千里长征。三大红军主力会师后，率部西渡黄河，编入西路军，参加了高台血战等战斗。西路军失败后辗转回到陕北，进入抗日军政大学学习。
抗日战争时期，历任抗日军政大学一大队区队长、队长、支队协理员、大队政治处主任、政委、总校派遣太岳独立大队政委、第六分校政治部主任，八路军太行军区第七军分区政治部主任，河南军区第六支队政委兼中共六地委书记。参加了林南战役、水林战役、伏牛山战役等，参加了开辟豫北抗日根据地和豫西抗日根据地的斗争。
解放战争时期，历任中原军区第一纵队第三旅政委，鄂西北军区野战旅政委、第三军分区政委兼中共第三地委书记，华东野战军第十二纵队政治部副主任，江淮军区政治部副主任，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二野战军特种兵纵队政治部主任等职，参加了中原突围、淮海战役等。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历任西南军区炮兵部队副政委兼政治部主任、第十三军政委兼中共滇南工委书记、昆明军区副参谋长、云南省军区政委、江西省军区政委、中共江西省委常委、福州军区顾问等职。是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第六、第七届全国政协委员。1955年被授予大校军衔，1961年晋升为少将军衔。荣获二级八一勋章、二级独立自由勋章、一级解放勋章、一级红星功勋荣誉章。
（作者曾任南京军区83597部队政治部主任，安徽省巢湖市委常委、巢湖军分区政委、巢湖市委政法委书记，合肥市政协副主席等职，现为安徽省委讲师团高端宣讲专家、湖北科技学院客座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