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伟夫，三十八天的斡旋
商会六角亭 李宏云 摄
■李宏云
1937年7月的一天，在龙岩城内的一间会议室里，一场紧张的谈判正在进行中。“由于贵军背信弃义，制造‘漳浦事件’，部队很不放心，还是要求分地集中。”闽西南军政委员会副主席邓子恢（字绍箕）认为白土（今新罗区东肖镇）在公路线上，交通方便，集中后的红军容易遭到国民党军队的包围缴械，坚持要在红军游击区内集中点编，分龙岩的白沙苏邦和永定平和南靖交界的下洋、芦溪两地，粤军469旅旅长练惕生（字揖五）虽然理屈但坚持要红军集中到白土一带点编，双方僵持不下，会议室的空气凝固了……
就在几天前的7月16日，闽南的红三团近千名官兵点编时，在漳浦被黄涛的157师包围缴械，粤军制造了震动各界的“漳浦事件”。因此，今天谈判一见面邓子恢便向练惕生抗议，并斥责粤军的卑劣行径。沉默片刻后，练惕生说：“既然这样，还是去请李伟夫（原名李联昆）来协调吧！”
大革命时期，李伟夫曾和邓子恢、郭滴人、苏庆云等一起恢复了在“4·15”反革命政变中被破坏了的国民党龙岩县党部（左派），成功地实现了龙岩国共两党的第一次合作。从日本东京中央大学毕业后李伟夫奉省政府之命筹组龙岩县商会，并当选商会首届执委会主席。李伟夫赶到练惕生旅部后，邓子恢便向这位小自己十余岁，十年前曾经的革命同事陈述了“漳浦事件”详细经过。
李伟夫对练惕生说：“我也从报纸和广播上知道了这件事，如果绍箕兄所说的是事实，那贵军的做法实在有悖情理，先别说‘兄弟阋于墙，外御其侮’，最起码不能同室操戈，绍箕兄的担心是有道理的。”
练惕生一时语塞，无言以对。
邓子恢对李伟夫说：“感谢联昆兄的理解，兄弟我说的句句属实，绝无半点假话，你所说的也是我的意思。”
李伟夫说：“大家都知道揖五兄做人做事耿直磊落，所以你也肯定不会对红军下手。”
“那是自然。”练惕生应道。
李伟夫接着说：“点编地点的选择如果和全国抗日相比，不算什么大问题，而且点编地点也不能只有一种选择。”
练惕生对大家说：“分两个地方点编很不方便，在白土点编大家都方便，也是我方慎重挑选的，请你们放心，我以个人和469旅的名义担保绍箕兄和红军的安全。”
邓子恢对练惕生说：“兄弟个人是相信揖五兄，也相信在闽西不会有‘漳浦事件’发生，但对部队很难说明。”
……
李伟夫把邓子恢拉到一旁说：“揖五兄也是识大体的明白人，马上改变想法他可能做不到，也可能有难处，绍箕兄还是先回去休息，我来和他谈。”
“也好，那就拜托了，辛苦。”邓子恢说完拱手辞别李伟夫和众人，在警卫的护送下回到旅社。
送走邓子恢，李伟夫对练惕生说：“现在问题的关键还是看你揖五兄愿不愿意让这一步，和谈已是万众瞩目，成功更是众望所归。”
练惕生说：“我也急啊，我是军人，何尝不想早点结束谈判去打日军。”
李伟夫接着说：“现在情势严峻，揖五兄还是要早作决定。”
……
经过李伟夫的不断说项，龙岩社会各界知道“漳浦事件”后也纷纷谴责粤军，几天后练惕生决定让步，但福建省第六区（龙岩）专员张策安坚持红军必须集中到白土点编，练惕生对张策安说：“如果国民党地方当局不愿意谈判，那部队马上开往外地。”张策安不得不请示福建省政府主席陈仪，陈仪眼见合作抗日是大势所趋，只好同意红军分地点编。
自西安事变后，中共闽西南军政委员会一直寻求和国民党闽西军政当局和谈。1937年6月中旬，邓子恢凭借旧谊，以个人名义写了封长信给李伟夫和郭荣圻（邓子恢高中同学，原龙岩县财委会委员长），请他们出面斡旋，以实现两党合作。6月22日，邓子恢、谢育才（闽西南军政委员会委员）、李伟夫、郭荣圻、林舫（国民党龙岩县党部指导员）、韩遇隆（第六区保安副司令）、王晓侯（粤军旅参谋主任）等七人在龙岩县商会（今隐泉书院），由商会等地方公众团体来代表国民党军政两方，和中共代表先就中共提出的五项内容进行谈判，由于张策安提出了取消共产党和红军组织、即日发表投降自新宣言等极其苛刻的条件，谈判至7月初形成僵局。7月7日，卢沟桥事变发生，抗日战争全面爆发。迫于形势和舆论压力，7月10日，双方在练惕生旅部开始继续谈判，但最后在谈到红军点编地点的问题时双方又僵持不下，直至“漳浦事件”发生。
1937年7月29日，日军占领北平、天津。夜幕降临，三伏天的岩城还是非常炎热，从“利泉栈”背后拾级而上，地方代表李伟夫、郭荣圻等提早来到橄榄岭上的商会，等待国共双方的谈判代表，为和谈成功做最后的斡旋。邓子恢、谢育才、张策安、练惕生、林舫如约来到商会，谈判直至深夜结束，三方代表来到商会边上的“六角亭”就正式谈判条文协议签字，互相握手。李伟天让工作人员把准备好的西瓜和“龙岩三绝”之一的“泉丰白糖粉粿”拿上来给大家品尝和消暑。
六角亭外，龙津河在沉重如黛的夜色里静静地流淌着，夜风拂面，刚满30岁的李伟夫长长地舒了一口气。经过38天不分昼夜地艰难说服、多次调停、反复说项，闽西国共两党时隔十年再次合作，结束了闽西地区的十年内战，历史翻开了新的一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