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林东祥
林默涵1935年东渡日本留学，年底“一二·九”运动爆发后，毅然回国以笔为枪参加抗战。在1938年的七八月间，在武汉郊区的山上，读到《解放》周刊上毛泽东的《论持久战》，他酣畅淋漓地一口气读完了文章。“越看越亮堂，越看越高兴。中国不会亡，但也不会速胜。我从心底里呼出了这句话。”（林默涵回忆录《往事悠悠》）。
1938年底，因为《论持久战》，林默涵去了延安。他说，因为那时内心最焦虑，抗战能不能胜利，喊口号是抗战必胜，最后胜利是我们的，总感觉那是空的，只有毛泽东讲的才是实实在在的，说服力很大。我当时精神状态很特别，看完后觉得什么问题都解决了，一下子轻松了，思想影响就这么深刻。
就是在延安，林默涵和哲学家艾思奇一起编辑中共中央新创办的综合性理论刊物《中国文化》。在创刊号上，林默涵一字一句地校对并编发了毛泽东那篇著名的《新民主主义的政治和新民主主义的文化》（即《新民主主义论》），林默涵认为，该文在政治上，提出了新民主主义的纲领，正确地回答了“中国向何处去”的疑问，指出了中国必须走社会主义道路的前途。在文化上，阐明了在共产主义思想领导下的新民主主义文化的内容和形式。没有这些理论和方针的指导，中国革命就不可能取得全面的胜利。
第三篇对林默涵思想和人生道路产生重大影响的是毛泽东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以下简称《讲话》），林默涵的文艺主张、文艺政策、文艺理论和精神资源来源于《讲话》，并且在长期的文艺领导工作和文艺理论研究中总结了毛泽东的文艺思想。林默涵在1952年为《人民日报》撰写的社论《继续为毛泽东同志所提出的文艺方向而努力》中，一方面批评文艺脱离政治、脱离群众的小资产阶级的庸俗趣味，同时又批评文艺创作上的公式化、概念化倾向。他说，这两种倾向的表现虽然并不相同，但是他们同样是源于脱离群众和实际斗争，不关心人民的生活和要求，对于政治的无知及思想的懒惰和麻木，结果同样是阻碍革命文艺的发展。
林默涵要求广大文艺工作者接受和坚持毛泽东的文艺思想，执行文艺为人民，首先为工农兵服务的方针，走同工农兵群众相结合的道路。延安文艺座谈会后，延安和各根据地的革命文艺工作者，走出了书房，进入到工厂、农村、部队、合作社，这使他们发现人民生活的丰富矿藏，找到了创作的活水源头，熟悉了民族艺术的形式和特色，同人民群众建立了深厚的血肉联系。在毛泽东文艺思想的指引下，作家艺术家创作了很多崭新面貌的作品，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峰。
林默涵很早就自觉地站在马克思主义文艺立场上。他1938年到延安，当时中国是国民党统治，共产党不是执政党，中国文艺的中心在国统区，在大城市。在这个时期，林默涵同志和一批进步的文艺工作者很早就投入马克思主义的文艺阵营，自觉接受了马克思主义文艺观，特别是坚定信奉毛泽东文艺思想。林默涵终其一生，高举毛泽东文艺思想的旗帜，坚持文艺为人民服务的方向，坚持文艺工作者必须同人民结合的道路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文艺同人民和时代血肉相连，也要反映时代要求和人民的呼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