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力雄亲历中原突围
中原突围后，时任华东野战军第十二纵队政治部副主任的张力雄
1946年6月30日，中原军区南路军在湖北省孝感县王家店突破国民党军的封锁线。图为王家店战斗遗址。
在国民党军残酷的军事包围和经济封锁中，中原军区部队指战员以野菜充饥。图为指战员在清理采集的野菜。
■杨力仁
1946年6月26日，蒋介石撕毁国共两党签订的“停战协定”，调集22万国民党军围攻以鄂豫边宣化店为中心的中原解放区，挑起全面内战。中原军区主力分南北两路杀出国民党军重围，实现了伟大的战略转移，并根据中共中央新的决策，在敌后创建了豫鄂陕、鄂西北两个根据地，不仅从外线牵制了国民党军大量有生力量，配合兄弟部队在内线战场的作战，而且为转入战略进攻保存了骨干力量。1946年10月1日，毛泽东在《三个月总结》中指出: “过去三个月内，我中原解放军以无比毅力克服艰难困苦，除一部已转入老解放区外，主力在陕南、鄂西两区，创造了两个游击根据地。此外，在鄂东和鄂中均有部队坚持游击战争。这些都极大地援助了和正在继续援助着老解放区的作战，并将对今后长期战争起更大的作用。”张力雄时任中原军区第一纵队第三旅政委，率部参加了中原突围和创建鄂西北根据地的战斗，经过11个月的浴血奋战，最终抵达苏北解放区。
浴血奋战 突出重围
中原位于全国心腹地带，战略地位极为重要。抗日战争胜利后，1945年10月，为了加强中原地区的武装斗争力量，遵照中共中央指示，由王震等率领的八路军三五九旅南下支队自粤北返，由王树声等率领的河南（嵩岳）军区部队从豫西南下，与李先念等率领的新四军第五师在桐柏地区胜利会师，组建了中共中央中原局和中原军区。河南（嵩岳）军区第六支队司令员刘昌毅、政委张力雄改任中原军区第一纵队第三旅旅长、政委，全旅下辖第七、八、九团，共7000余人，驻守在河南省光山县泼陂河。后刘昌毅任第一纵队副司令员，副旅长闵学胜接任旅长。
1946年6月，蒋介石下令对中原解放区大举进攻。6月23日，中共中央急电中原局：“21日电悉。所见甚是，同意立即突围，愈快愈好，不要有任何顾虑，生存第一，胜利第一。”
中原军区召开紧急军事会议，决定兵分两路立即从西面突围：中原军区司令员李先念、中原军区副司令员王震等率北路军，经豫南向西突围；中原军区副司令员兼第一纵队司令员王树声等率南路军，经鄂中向西突围。
会后，王震遇到张力雄，不无担心地问：“张政委，部队能不能突出去？”张力雄坚定地回答：“现在的问题是突得出去要突，突不出去也要突，我们一定能够突出去！”王震听后点点头，欣慰地说：“你们旅长、政委有这个决心我就放心了。”
6月26日拂晓，国民党军分4路向中原军区部队发动进攻。当晚，中原局、中原军区首脑机关秘密撤离宣化店，中原军区部队分路突围。第三旅是南路军的开路先锋，张力雄和闵学胜率部顶着狂风暴雨，踏上泥泞的西进征途。
南路军的西进行动惊动了国民党军。6月28日，国民党郑州绥靖公署主任刘峙严令各部：“平汉路东共军第一、二纵队主力，逐渐由宣化店向西移动，似有突破平汉路向西撤退企图......各部应组织跟踪、堵击，务必在平汉铁路以东予以歼灭之。”
6月30日凌晨，第三旅抵达孝感县王家店小河溪地区，做好西越平汉线的准备。敌整编第六十六师、第七十五师各一部已在铁路沿线构筑碉堡。第三旅是中原军区主力，指战员大多是八路军老兵，战斗作风强悍。当晚，在张力雄、闵学胜的指挥下，第三旅摧毁敌人多座碉堡，冲开一个缺口，从王家店北侧越过平汉铁路。
第二天清晨，王树声等率南路军领导机关和兄弟部队赶到王家店附近。国民党军加强了铁路沿线的阻击力量，王家店车站南北两侧数十座明碉暗堡一齐开火，铁路东侧磨山敌炮兵阵地猛烈轰击，一时间枪炮震天，硝烟弥漫。刚刚撕开的突破口被重新合拢，南路军被截成两段，南路军领导机关和兄弟部队被敌人的火力压制在路东丘陵和田畈地带，情况异常危急。
张力雄等立即指挥部队向国民党守军发起攻击，组织特等射手向敌人碉堡枪眼扫射，压制敌人火力，爆破队战士匍匐到碉堡旁边，把一捆捆手榴弹塞进碉堡里，随着“轰隆、轰隆”几声巨响，碉堡被炸得土崩石飞。这时，两辆敌装甲列车从广水方向赶来增援，战士们便把手榴弹捆在一起，固定在铁轨上。敌人不知道铁轨上放置的是何物，不敢贸然前来送死，只好停在几百米以外射击。3架敌机从武汉飞来助战，机尾翘起，机头向下，不断俯冲而下，疯狂投弹扫射。战士们则用机枪对空射击，敌机再也不敢低空飞行，胡乱投弹慌忙而去。经过几个小时的浴血奋战，第三旅和兄弟部队先后摧毁数十座碉堡，毙伤俘敌500余人，终于在王家店铁路沿线撕开一条长达1公里的突破口，南路军领导机关和兄弟部队迅速通过铁路。
看到部队损失惨重，王树声一屁股坐在山坡上，面对延安方向边哭边说：“毛主席啊毛主席，我对不起你，我没把部队保护好，但我对党是忠诚的。”张力雄见状立即劝道：“王副司令员，我们已经突破平汉铁路，现在应该马上转移。”
南路军突破平汉铁路，令蒋介石恼羞成怒，斥责刘峙“指挥不力”，“饬令查办”整编第六十六师师长宋瑞珂和整编第十五师师长武庭麟，重新调兵遣将，企图将南路军歼灭在襄河以东地区。
汉江流经襄阳市以下河段又称襄河，河面宽约2000米。11日凌晨，张力雄等率第三旅第七团赶到宜城县襄河东岸流水沟。7月正值雨季，连日大雨，上游山洪频发，河水浊浪滔滔，既不能徒涉，也无法架设浮桥。襄河两岸的国民党军为了阻止南路军西进，早已将船只洗劫一空。侦察分队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才找到7只小木船，张力雄连夜组织部队抢渡襄河。
第二天上午，大部队抵达襄河东岸，由于船只太少，过河速度太慢，近万人马被迫聚集在河滩里。国民党军前堵后追，敌机飞临襄河上空狂轰滥炸和俯冲扫射，空中地面，襄河两岸，枪炮声、轰炸声、吼叫声响成一片。南路军再次陷入绝境。根据王树声的命令，闵学胜率领第三旅第八团在河东流水沟一带阻击尾追之敌。张力雄率领第三旅第七、九团抢渡襄河。
满载指战员的小木船在波涛滚滚的襄河中颠簸，时而被激流推上浪尖，时而又被大浪砸进波谷，有的指战员跳入激流，冒着生命危险奋力泅渡。傍晚，全旅终于渡过襄河。随后，张力雄率部在襄河西岸阻击岛口方向之敌，掩护兄弟部队过河。经过两昼夜的浴血奋战，7月13日拂晓南路军7000余人终于渡过浪涛滚滚的襄河。
南路军主力渡过襄河后一路击溃敌军堵击，于7月20日抵达谷城县石花街西南地区。先期到达石花街的敌整编第十五师第六十四旅第一四五团一面加强防守，一面发电乞援。敌第一八五旅第五五三团由房县、保康县转向谷城县截击，敌第十三旅第三十七团由南漳县龙门集向石花街方向尾追。
7月21日上午，南路军前卫部队进抵石花街西南苍峪沟。这里两侧山峰陡峭，地势险峻，道路狭窄，特别是黑山口，乃通往武当山区咽喉要道，大有“一夫当关，万夫莫开”之势。敌第五五三团凭借其占据的笔架山、乌蛇岭、黑山口等制高点，疯狂进行堵击。张力雄率领第三旅刚到石花街便遭到敌第一四五团、第十三旅第三十七团尾追攻击。
张力雄指挥第三旅第七、九团先后攻占石花街外围的主要制高点，并于黄昏前包围了石花镇，准备连夜攻打该镇。由于通往武当山的咽喉要道黑山口已被前卫部队控制，王树声命令放弃攻打石花镇的计划，部队继续西进。
此战毙伤俘敌300余人，缴获山炮4门、迫击炮1门、轻机枪3挺、步枪数十支、战马10余匹、电台2部、弹药5箱。还有意外收获，石花镇上的黄公顺酒馆是鄂西北唯一的百年酒坊，生产的石花大曲享誉湖北。张力雄将缴获的石花大曲送给刘昌毅4瓶，刘昌毅高兴地说：“还是张政委了解我。”
石花街大捷是南路军进军鄂西北后取得的第一个大胜仗，标志着南路军成功突出重围，受到中央军委的电贺和表扬。
开辟新区 坚持斗争
中原突围开始后，中共中央、中央军委根据形势变化，重新赋予中原军区部队新的战略任务，多次电示南路军“在鄂西创造根据地”。7月下旬，南路军在房县青峰镇召开会议，决定部队分散活动，以武当山为中心，广泛开展游击战争，创建鄂西北革命根据地。
张力雄率领第三旅活动在武当山的竹山县、竹溪县、房县一带，刘昌毅跟随第三旅行动。1945年4月，刘昌毅、张力雄奉命组建八路军河南军区第六支队，两人第一次搭班共事，配合默契，从豫西到鄂西，打了许多胜仗和硬仗。张力雄佩服刘昌毅骁勇善战，足智多谋；刘昌毅欣赏张力雄能文能武，德才兼备。
1946年8月13日，部队转战到房县西南冠木河附近，张力雄发现这里地势险要，树林茂密，沟壑纵横，是打伏击的好地方，便向刘昌毅建议在此消灭尾追之敌。两人意见不谋而合，决定将部队埋伏在深沟两侧的树林里。上午10时，等敌人全部进入伏击圈后，我军轻重机枪和步枪一齐开火，激烈的枪声震荡着空旷的峡谷。敌人被打蒙了，丧魂落魄地到处乱窜，但是前后道路都被火力封死，全部成了瓮中之鳖。此战全歼敌一个加强营800余人，缴获迫击炮4门、轻重机枪15挺、美式冲锋枪13支、步枪弹3万余发以及一大批军用物资，取得部队分散活动以来的第一个大胜利。
8月27日，南路军与江汉军区部队在房县上龛地区会师。经中共中央批准，成立中共鄂西北区党委和鄂西北军区，由王树声任区党委书记、司令员兼政委，刘昌毅任副司令员。所属部队编为1个野战旅和4个军分区。野战旅是军区机动作战部队，由张秀龙任旅长，张力雄任政委。后野战旅被撤销，张力雄任第三军分区政委兼地委书记，汪乃贵任第三军分区司令员。各军分区部队积极开展活动，发动群众，建立政权，发展地方武装，创建根据地。
此时，敌军也调整部署，调集6个正规旅5个保安团，对鄂西北根据地实行分区“清剿”，在军事上采取“棋盘战”“穿梭战”“分进合击”“反复扫荡”等战术，并辅之以移民并村、五家连坐、强化保甲、建立盘查哨与情报网、封锁交通、抢夺粮食等手段，妄图彻底摧毁鄂西北根据地。
鄂西北根据地反“清剿”斗争进入极端艰苦的阶段，部队无日不行军，无日不打仗，无日不牺牲，有时一个晚上要转移几个地方，战士们极度疲惫，有的人行军都闭着眼睛，休息或宿营时倒头就睡着了。由于武当山地区群众生活历来艰辛，一年中有半年食不果腹，部队筹粮十分艰难，加上敌人的“清剿”，我军的粮食供给成了头等难题，战士们经常每天只能吃一顿饭，而且是土豆、南瓜、萝卜等杂粮，偶尔改善生活，炊事员高叫“青龙一碗”“元宝一盘”，其实就是清炒豇豆和蒸芋头。
10月中旬，刘昌毅、张力雄率部从武当山下来，越过老白公路，抵达襄河南岸的青山港一带。一天夜晚，我军突然包围郧县保安团，连夜发起攻击，毙伤俘敌1000余人，缴获轻枪机10余挺、长短枪400余支和大量弹药，特别是缴获了一幅1∶20万的鄂西北地图，解决了指挥作战的燃眉之急。
反“清剿”斗争虽然取得一些胜利，但面对敌人的优势兵力，鄂西北军区主力终因寡不敌众被迫由武当山向南转移。12月上旬，鄂西北军区主力1000余人行至保康县西南凤凰山车峰沟一带时，被埋伏在周围山头的敌军严密包围在狭窄的山沟里，形势万分危急。王树声命令第三旅第七团和警卫团边打边撤，掩护军区机关和直属队攀登上山。激战半日，待军区机关和直属队安全脱险后，张力雄率领第七团向山头攀登撤离。由于沟深坡陡，重武器无法携带，只好忍痛砸坏丢在沟内，马匹无法上山，也全部丢掉。战至午夜部队才冲出重围，向保康县千家老林一带转移。车峰沟一战第三旅第七团伤亡、失散 100余人。张力雄个人物品全部丢失，4个月没有被子盖，半年没有马骑，也没有换洗衣服，浑身长满虱子，衣服在火上烤的时候虱子掉进火里“噼啪”作响，张力雄笑着说：“这叫‘革命虫’，身上没有这种虫就不是革命者。”
随着严冬季节的到来，张力雄部面临更加困难的境地，寒冬腊月，大雪纷飞，指战员仍然穿着单衣，赤脚行军，经常几天吃不上一顿饭。敌军到处“清剿”，部队不能进村，夜晚只好卧冰枕雪，露宿在荒山野林，不少干部战士冻饿成疾，献出了自己的宝贵生命。连续半年艰苦转战，人员弹药难以补充，部队战斗力严重下降。
鄂西北斗争形势日益恶化。1947年2月7日，刘昌毅、张力雄等率部转战至康家山。康家山位于保康县城南20公里处，主峰海拔1420米，面积约5平方公里，地势极为险要。尾追而至的敌整编第六十六师4个团1个营，将康家山包围得水泄不通。刘昌毅、张力雄等凭借山峦重嶂、沟溪交错的复杂地形，指挥部队顽强坚守杉树尖、蟠龙岩等制高点，打退了敌人的多次进攻。随后部队化整为零，分头突围。张秀龙带领一部边打边冲，率先突出重围。
刘昌毅、张力雄、汪乃贵、胡鹏飞等被敌人包围在不到3平方公里的一个布满乱石的灌木从中。危急关头，刘昌毅命令第七团第三营第七连利用晨雾的掩护攀上峭岸，全歼敌军扼守江家山顶的加强连，并缴获敌人通信联络号，化装成国民党军，利用其联络号，边走边打，直到傍晚才冲出敌人的包围圈。
张力雄率一个连的兵力，依托有利地形顽强抗击敌人，死守一天一夜，先后打退敌人四次进攻。这时康家山上大雪纷飞，气温降到零下十几摄氏度，部队饥寒交加。敌人见强攻不下，企图诱降，组织人员喊话：“共军弟兄们，赶快投降吧，我们这儿有饭吃，还可以带你们到武汉去玩。”张力雄与全体官兵抱定必死决心，誓与敌人血战到底。
第二天中午，侦察员前来报告，在半山坡一处悬崖下发现有疑似炊烟——有炊烟的地方一定有人，张力雄立即派人前去侦察，很快搞清是上山采木耳的母子俩正在做饭。张力雄立即带人去见他们。那个大婶一开始很害怕，经过耐心解释，她才知道眼前的军队就是当年的红军，现
在遭到国民党军队的围困，想从附近突围出去。了解情况后，大婶立即答应让儿子带路。黄昏时分，张力雄部在小男孩的带领下，沿着山民平时上山采木耳走的山间小道，摸黑走了一夜，终于在第三天凌晨突出重围。此战部队损失惨重，第三旅供给处处长和江汉二团政委陈继东等100余人牺牲，被俘和失散200余人，仅有的一部电台也被打坏，与上级及友邻部队失去了联系。
撤离湖北 转战安徽
2月初，面对日益严峻的形势，鄂西北区党委在远安老观窝召开紧急会议，决定除留少数部队原地坚持斗争外，主力部队分路转入外线作战，王树声等领导人报请中央同意后，化装转移到华北解放区。会后，王树声派地下交通员给刘昌毅送去一封信，信中说：经中央批准，我和刘子久（鄂西北军区副政委）等人即日化装北返，张才千（鄂西北军区参谋长）已率四团和军区警卫团一部南渡长江找李人林部，今后你同党中央直接联系。现在敌人集中全力对付你，日后如何行动，由你自定......
2月下旬，刘昌毅在荆门、当阳、远安结合部的山区收到王树声的来信，召集张力雄、张秀龙、汪乃贵、胥治中、胡鹏飞等几名旅级干部紧急磋商，研究部队今后行动方向。刘昌毅说：“王树声等主要领导人已经化装转移，张才千也率部南渡长江，我们怎么办？目前敌人主力集中在鄂西北和重点进攻地区，我们干脆杀一个回马枪，再渡襄河，回师大别山。大别山是老革命根据地，群众基础和地理条件较好，也是国民党控制比较薄弱的地区。”
张力雄说：“我同意刘副司令员的意见，我们虽然与上级失去联系，今后要孤军作战，但是我们的指战员都是经过八年抗战考验的，是党的宝贵财富，就是有再大的困难，我们也要和部队在一起，想方设法把部队带出去。”汪乃贵和胡鹏飞是安徽省立煌县人，熟悉大别山的情况，一致认为重返大别山是最好的选择。大家很快统一了思想，决定再渡襄河，回师大别山。同时决定将所辖部队800余人整编为2个大队、1个干部队和1个侦察队。
4月中旬，刘昌毅、张力雄等率部从当阳县周家畈出发，于17日晚抵达钟祥县石牌镇的襄河边渡口。为了阻止鄂西北军区部队东渡，国民党军加强了对襄河两岸的防守，夜里所有船只一律集中在河东岸，石牌镇渡口一条船也没有。侦察队长孟文彬找到老渔翁朱运水，老人的独子朱大柱因不久前送兄弟部队渡过襄河，被国民党军当众杀掉丢到河里。朱运水一听说来人就是过去的八路军、新四军后，立刻激动起来，要求给他儿子报仇，然后拖出他隐藏的一只小木划子，载着两名战士，趁着夜色划向对岸，在敌人眼皮子底下弄到一条船。部队很快渡过一个连，将守敌保安中队全部缴械，并夺来6条大船，赶在敌追兵到来之前，将部队全部渡过襄河。
刘昌毅、张力雄等指挥部队加速向大别山挺进，经过三四天的行军作战，途经京山县、随县、安陆县、应山县等地，在武胜关附近越过平汉铁路，在大悟河畔，击退在对岸山头疯狂阻击的国民党湖北省保安第十团，顺利渡过大悟河，向东一路疾进。
4月底，刘昌毅、张力雄等率部从麻城县进入安徽省立煌县渔父潭乡吊桥岩地区。这里群山环绕，一条溪流横贯狭窄山谷，是十分理想的伏击战场。刘昌毅、张力雄等人决定利用有利地形设伏，消灭从湖北尾随而来的敌军。午后，国民党湖北省保安第十团进入伏击圈后，随着一声令下，一阵猛烈的枪弹、手榴弹和无数石块圆木突然倾泻而下，打得敌人晕头转向，乱作一团。我军指战员如猛虎下山，迅速扑向敌人，不到1个小时，歼灭该保安团约2个营，缴获迫击炮2门、重机枪3挺、各种枪支250支、子弹数万发、美式电台1部以及大批军用物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