闽西是“党是领导一切的”论断的最初提出地

（黄光礼 叶勇明）党政军民学、东西南北中，党是领导一切的。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党是领导一切的”的论断最早发源于哪里，发源于什么时候？通过学习党的有关文献，研究红军的有关历史，本文认为“党是领导一切的”的论断是在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实践中逐步形成和发展起来的，追根溯源，最初发源于闽西，即土地革命战争时期毛泽东在探索中国革命道路，开辟闽西革命根据地时，基于红四军的当时历史状况提出的“党管一切”的主张。从历史发展的维度探究“党管一切”主张的历史由来，不仅有利于深化党的领导理论研究，而且有助于增强贯彻执行“党是领导一切的”的理论自觉和行动自觉，更好地做到“两个维护”，坚决捍卫“两个确立”。

关于红四军的领导权问题，毛泽东明确提出“党管一切”的主张

1925年1月召开的中国共产党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第一次明确提出革命领导权的问题。大会通过的《对于民族革命运动之决议案》指出：“中国的民族革命运动，必须最革命的无产阶级有力的参加，并且取得领导的地位，才能够得到胜利。”但是，提出领导权问题并不等于已经取得国民革命的领导权。特别是经过大革命的失败，共产党人懂得了掌握革命领导权的重要性，开始探索革命道路怎么走、武装斗争怎么搞、人民军队怎么建、党的建设怎么抓等一系列根本性重大问题。

“支部建在连上”宣传画

1927年9月，毛泽东率领湘赣边界秋收起义部队开赴井冈山的途中进行了著名的三湾改编，其中一项重要内容就是党支部建在连上，由过去1个团设1个支部改为“支部建在连上”，班、排设党小组，营、团建立党委，连以上设党代表，由同级党组织的书记担任。部队由党的前敌委员会统一领导，部队的一切重大问题都必须经党组织集体讨论决定。这就从组织上保证了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1928年4月，朱毛红军井冈山会师，促进了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建设和人民军队的发展。1929年1月，毛泽东、朱德、陈毅率领红四军到闽西开辟革命根据地，红四军中开始建党建军路线的探索和争论。5月初，中共中央派刘安恭到红四军工作以后，引发了红四军军委和前委之争，刘安恭提出前委只管行动方向问题，军队的指挥及具体打仗问题由军委负责。前委和军委之争的主要焦点就是“党应不应该管理一切？”其实质就是党对红军的绝对领导权的争论问题。毛泽东在争论中首次提出“党管一切”的主张。

为了解决党的工作范围、支部工作等问题，1929年5月底毛泽东在永定湖雷主持召开红四军前委扩大会议对上述问题进行讨论。会议围绕是否党管一切、一切工作是否归党支部、党员个人在党组织内是否自由这三个议题展开。其争论的主题就是“个人领导还是党的领导”。这场争论反映出，在如何认识红军的性质任务、如何处理党和军队的关系、如何加强党对军队的领导等重大问题上，红四军党内认识还不够明确和统一。然而党内不同意见的碰撞交锋，也从侧面促进了新的建军思想的生长。

1929年6月8日，中国共产党红四军前敌委员会扩大会议在福建省上杭县白砂镇早康村召开，史称早康会议，又称白砂会议

为了继续解决湖雷会议未能解决的争论，1929年6月8日红四军在上杭白砂再次召开前委扩大会议。据当时担任红四军政治部秘书长江华的回忆，由于红四军党内对一些原则问题认识不尽一致，毛泽东同志认为前委不好工作，于是他在会上提出了一份书面意见，列举了红四军党内存在的主要问题，主要有四条：“（1）前委、军委成分权现象，前委不好放手工作，但责任又要担负，陷于不生不死的状态；（2）根本分歧在前委、军委；（3）反对党管一切（党管太多，权太集中于前委了），反对一切归支部（支部只是教育同志的机关），反对党员的个人自由受限制，要求党员有相当自由（一支枪也要过问党），这三个最大的组织原则发生动摇，成了根本上的问题——个人自由主义与无产阶级组织性纪律性斗争的问题；（4）对于决议案没有服从的诚意，讨论时不切实讨论，决议后又要反对，且归咎于个人，因此，前委在组织上的指导原则根本发生问题（同时成了全党的问题），完全做不起来”。毛泽东主张党管一切、一切工作归支部、党员个人自由在党内要受限制是三个最大的组织原则，不能动摇。可是，由于受外部环境、个人理论水平等因素影响，红四军党内部分干部在党和军队建设的认识方面存在着分歧和争论，有的干部认为“党管太多了，权力太集中于前委了”，“党管理一切为最高原则，共产主义中实在找不出来”。最终，毛泽东的主张未能被大家所接受。但是很显然，从江华同志等人的回忆文章中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对于红四军的领导权问题，毛泽东当时是明确提出了“党管一切”的主张，坚持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

毛泽东1929年6月14日在新泉写的《给林彪的信》抄印刊件（部分）

毛泽东给林彪的回信中重申了“党管一切”的主张

1929年6月8日的白砂会议上，毛泽东提出辞去前委书记。当天夜里林彪写信给毛泽东，非常诚恳地表示不赞成毛泽东离开前委，希望毛泽东有决心纠正党内的错误思想。6月14日，毛泽东在连城新泉给林彪回信，全面阐述了红四军党内争论的历史渊源、主要问题以及他在争论中的主要观点和看法，重申了“党管一切”的主张。他把问题的根源一直延伸到1928年4月红四军成立，也就是研究在那以后的一年当中红四军党内争论的全部问题的性质，他把这些问题归纳为个人领导与党的领导、军事观点与政治观点、小团体主义与反小团体主义、流寇思想与反流寇思想等14个具体问题。在这些问题当中，毛泽东认为“个人领导与党的领导，这是红四军党的主要问题”，是红四军历史问题的总线索，其他问题都由此而产生。毛泽东给林彪的信中提到了以下一些内容：“（1）争论的焦点是在现在时代军党部要不要的问题，因为少数同志坚决地要军委，遂不得不攻击前委，于是涉及党的机关的本身问题，‘党管太多了’‘权力太集中前委了’就是他们攻击的口号。（2）于是从要有相当自由要求出来的‘一支枪也要问过党吗？’‘马夫没有饭吃也要党去管吗？’这就成为他们嘲笑党部精密细小工作的口号了。（3）特别是柏露会议讨论四、五军合编问题时，……花名册上军官的名字列在指导员的后面，一个子弹不问过党不能支配，他们是绝对的党的领导。”毛泽东当时在面临十分困难的情况下，依然要求彻底纠正红四军党内的错误思想以确立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也表明了他始终坚持“党管一切”、一切工作归支部的立场和观点。古田会议后，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按照古田会议确立的建党建军原则，不断推进党和军队的建设和发展。古田会议所确立的建党建军原则，很快在红四军得到贯彻，随后也在红军其他部队得到逐步推行，并在长期革命实践中加以发展创新。1932年1月，红军总政治部颁发《关于红军中支部工作的一封信》，第一次在党和红军关系问题上使用了“绝对领导”这一明确的概念。

红四军第七次党代会召开地——龙岩公民小学（部分复原图）

红四军七大对“党应不应该管理一切”作了分析论证

据亲历过这一段历史的萧克回忆，红四军连以上尤其是支队、纵队干部几乎天天开会，大家反复争论“党应不应管理一切？是管理一切、领导一切，还是指导一切？”但谁也说服不了谁，得不出一个令大家信服的结论。为了统一思想认识，尽快结束红四军党内的争论，1929年6月22日，陈毅在龙岩公民小学主持召开红四军党的第七次代表大会。会议通过了《红四军党的第七次代表大会决议案》，这个决议分为“党内争论问题”和“分兵问题”两大部分。“党内争论问题”包含有七节，其中的第三节着重分析总结了“党应不应该管理一切”这个当时在红四军党内争论较为激烈的问题。双方意见各执一词，难以取得一致。为此，当时会议专门查找了中共六大党章及有关决议，但是没有这个口号。经过分析，觉得从意思上讲，“党管一切与党的组织原则并不矛盾，因此决议就肯定这个口号”。但又认为这个口号的文字处理表述不明确，可能引起不正确的解释，因此建议今后不要用这个口号，而应按照中央文件的精神解释党的组织问题。同时，明确了军队的一切都要由共产党来领导，即坚持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由此不难看出，当时红四军已经对“党管一切”的主张是否科学合理进行了初步的分析论证。

“九月来信”及古田会议决议使“党管一切”的表述开始向“党领导一切”的表述过渡

针对红四军的争论问题，1929年9月28日中共中央发出给红四军的指示信——《中共中央给红军第四军前委的指示信》（史称“九月来信”）。“九月来信”明确提出，党的一切权力集中于前委指导机关，这是正确的，绝不能动摇。强调要坚持党对军队的领导，但必须着眼于红军政治、军事、经济及群众斗争的领导，不要提“党管一切”这个口号，避免包办一切。同时，肯定“一切工作归支部”这个口号是对的，表明各项工作应当通过支部的工作开展起来。由此足以说明，在此之前毛泽东提出了“党管一切”的主张，只是局限于当时的历史条件，各方理解不一样，态度也还不一致。

1929年中央“九月来信”（抄件）

毛泽东根据中共中央“九月来信”精神，在起草《中国共产党红军第四军第九次代表大会决议案》（即《古田会议决议》）时没有再提“党管一切”，但在“关于纠正党内的错误思想”的第一点“关于单纯军事观点的纠正的方法”中指出：“一切工作，在党的讨论和决议之后，再经过群众去执行。”这实际上蕴含着“党领导一切”的基本要义，也就意味着毛泽东对“党管一切”的提法开始逐步向“党领导一切”的提法过渡。

很显然，“党管一切”的提法虽然具有一定的历史局限性，但是在当时红四军早期探索成长的历史状况下，其方向无疑是正确的，具有重要的指导性和理论性。

“时代是思想之母，实践是理论之源”。中国革命的实践推动了毛泽东等中国共产党人对中国革命现实问题的思考，提出了“党管一切”的主张，这个主张通过思想的碰撞与斗争，经过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和新中国成立后的实践，得到不断发展完善。1942年9月1日，中共中央政治局通过《中共中央关于统一抗日根据地党的领导及调整各组织间关系的决定》，明确规定“党是无产阶级的先锋队和无产阶级组织的最高形式，他应该领导一切其他组织，如军队、政府与民众团体”，这就明确了党与军队、政府及其他组织的关系，确立了“党领导一切”的基本原则。这也是“党领导一切”的概念首次出现在党中央的正式文件中。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对“党领导一切”这一重要思想和原则进行过多次重要的论述。1954年9月，毛泽东在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的开幕式讲话时强调，“领导我们事业的核心力量是中国共产党”。1962年1月至2月，中共中央特地召开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即“七千人大会”，毛泽东在大会上的讲话中再次强调：“工、农、商、学、兵、政、党这七个方面，党是领导一切的。党要领导工业、农业、商业、文化教育、军队和政府。”1973年12月，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毛泽东再次强调党的领导，“政治局是管全部的，党政军民学，东西南北中。”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反复强调“党政军民学，东西南北中，党是领导一切的”，党的十九大更是把“党是领导一切的”写进党章，并将“中国共产党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写进宪法，为更好地坚持和贯彻“党是领导一切的”这个根本原则提供了坚实保障。

1942年9月1日，中共中央政治局通过《关于统一抗日根据地党的领导及调整各组织间关系的决定》

可以说，“党是领导一切的”的论断是因应时代发展需要、伴随着中国共产党从幼稚走向成熟的重要产物，是对“党管一切”主张的完善发展，具有鲜明的历史继承性，也是中国共产党领导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历史经验的总结升华。因此可以说，闽西是“党是领导一切的”论断的最初提出地。

红土地网编辑  赖珊盛 卢丽宽